话剧《大先生》：爱与自由的悖论
《大先生》一开头便切换到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的弥留之际，在这个“恍惚迷离、生死交界”的梦魇一般的时空里，原配朱安、伴侣许广平、周作人、胡适、左翼作家们等一系列人物轮番与鲁迅进行对话、质问和激辩；随后鲁迅看到了自己死后被供奉起来，于是陷入更加痛苦的反思和自省，并向青年们发出诚挚而深切的呼告；最后他在椅子上停止呼吸。
这是李静作为编剧的处女作，2009年她接到导演林兆华邀请开始创作，历时整整3年才终稿，剧本于去年出版，话剧正在阶段性地排演，将于今年3月底上演。今年正好是鲁迅逝世80周年。
不到3万字的剧本花了3年，难度可想而知。早有前辈警告过她，“鲁迅题材可是个百慕大三角啊，搞创作的没有不在他这儿翻船的，你要小心”。但出于“对鲁迅的爱和好奇”以及“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他当年反对的事物，至今依然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她没有止步，尽管她也感觉到了重重暗礁。
创作的初期，李静搜罗了与鲁迅相关的海量资料，鲁迅全集就不用说了，许广平文集是必看的，朱正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是案头书，由众多亲友学生回忆文章组成的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丛书，各种书信来往，汪洋大海般的研究论着，“能搜罗的都搜来了，快把我看吐了”，如此便一年半。
“知道得越多，越没法写”，前后写了不同的两稿，第三稿又另起炉灶。她想写的不是“圣人”——所谓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她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表现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
最后李静决定将内容集中于鲁迅平生的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在她看来，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注定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
在剧中，李静让象征权力的“持鞭的男人”来“审判”鲁迅：“您宣布要陪您太太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结果呢？读者感动的泪水还没擦干，你就娶了仰慕您的女学生，把太太丢给了老母亲。您说过要听革命者的将令、甘当梯子，结果呢？青年们刚刚鞠了躬还没直起身子，您就大耍个人主义，公开和他们翻脸，让反动派看笑话”。
形式上，李静放弃了写实，而是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鲁迅“波涛汹涌的内在世界”，剧中有着大段“临终的眼”式的内心独白，“写起来跟写诗一样过瘾”。
如鲁迅附身般，李静做着鲁迅式的无情的自我反思和拷问，并将这种自省推进到鲁迅本人可能未曾到达过的境地：“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我也不该相信，人可以不受约束，作自己的神。”这便是她对“爱与自由的悖论”的回答。
在写作《大先生》之前，李静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曾在《不冒险的旅程——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一文中对王安忆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也曾大力肯定王小波和木心的文学成就，并对莫言、贾平凹、林白、过士行、林兆华等作家和导演作过长篇评论，这些文章结集为《捕风记》。她是《北京日报》的副刊编辑，也常写话剧评论，剧评结集为《必须冒犯观众》。至少一周看一两次话剧，“要不喜欢就不会去写话剧了，以后的精力会放在创作上——除非遇到了非常重要的批评对象，为了他要搁下创作去阅读”。
“突然从文学批评转到戏剧创作，好像极少有人这么干吧。批评家不要搞创作，基本上是一个行业共识。学者偶尔写个小说，也不会被严肃对待，觉得那是玩票，不务正业。我为什么跨越这个禁忌？因为我是混沌的傻子啊，写了二十来年，才发觉自己不是提供答案的人，而是问问题的人。创作，就是提问，提无解之问。”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这是李静作为编剧的处女作，2009年她接到导演林兆华邀请开始创作，历时整整3年才终稿，剧本于去年出版，话剧正在阶段性地排演，将于今年3月底上演。今年正好是鲁迅逝世80周年。
不到3万字的剧本花了3年，难度可想而知。早有前辈警告过她，“鲁迅题材可是个百慕大三角啊，搞创作的没有不在他这儿翻船的，你要小心”。但出于“对鲁迅的爱和好奇”以及“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他当年反对的事物，至今依然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她没有止步，尽管她也感觉到了重重暗礁。
创作的初期，李静搜罗了与鲁迅相关的海量资料，鲁迅全集就不用说了，许广平文集是必看的，朱正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是案头书，由众多亲友学生回忆文章组成的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丛书，各种书信来往，汪洋大海般的研究论着，“能搜罗的都搜来了，快把我看吐了”，如此便一年半。
“知道得越多，越没法写”，前后写了不同的两稿，第三稿又另起炉灶。她想写的不是“圣人”——所谓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她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表现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
最后李静决定将内容集中于鲁迅平生的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在她看来，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注定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
在剧中，李静让象征权力的“持鞭的男人”来“审判”鲁迅：“您宣布要陪您太太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结果呢？读者感动的泪水还没擦干，你就娶了仰慕您的女学生，把太太丢给了老母亲。您说过要听革命者的将令、甘当梯子，结果呢？青年们刚刚鞠了躬还没直起身子，您就大耍个人主义，公开和他们翻脸，让反动派看笑话”。
形式上，李静放弃了写实，而是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鲁迅“波涛汹涌的内在世界”，剧中有着大段“临终的眼”式的内心独白，“写起来跟写诗一样过瘾”。
如鲁迅附身般，李静做着鲁迅式的无情的自我反思和拷问，并将这种自省推进到鲁迅本人可能未曾到达过的境地：“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我也不该相信，人可以不受约束，作自己的神。”这便是她对“爱与自由的悖论”的回答。
在写作《大先生》之前，李静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曾在《不冒险的旅程——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一文中对王安忆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也曾大力肯定王小波和木心的文学成就，并对莫言、贾平凹、林白、过士行、林兆华等作家和导演作过长篇评论，这些文章结集为《捕风记》。她是《北京日报》的副刊编辑，也常写话剧评论，剧评结集为《必须冒犯观众》。至少一周看一两次话剧，“要不喜欢就不会去写话剧了，以后的精力会放在创作上——除非遇到了非常重要的批评对象，为了他要搁下创作去阅读”。
“突然从文学批评转到戏剧创作，好像极少有人这么干吧。批评家不要搞创作，基本上是一个行业共识。学者偶尔写个小说，也不会被严肃对待，觉得那是玩票，不务正业。我为什么跨越这个禁忌？因为我是混沌的傻子啊，写了二十来年，才发觉自己不是提供答案的人，而是问问题的人。创作，就是提问，提无解之问。”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