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 老师让学生劝妈别跳广场舞
四、陪读妈妈焦虑的心灵何处安放？
如上所述，在T镇，许多陪读妈妈或通过信教，或通过娱乐，或通过进厂，来抚平焦虑的心灵。信教的陪读妈妈的精神困顿不仅来源于子女学业成绩，还来源于亲子关系的紧张、夫妻关系的破碎、家庭发展的压力，教会为他们提供了一剂心灵药物，让他们继续嵌入进破碎的家庭关系当中，为子女的学业、家庭的发展努力奉献自己。
这便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奇妙之处，它没有摧毁中国人对家庭的信仰，相反，它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强化了这些陪读妈妈对家庭的坚守，即使她们要面对家庭的贫穷、生活的困顿、丈夫的出轨或家暴，亲子关系的疏离乃至紧张等困境。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种种难以排解的精神困顿，这些陪读妈妈被宗教吸引，从而避免自己的心灵秩序被冲击至崩解。
不过，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虽然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焦虑，但是，公平的应试教育体系仍然为她们提供了希望。这些陪读妈妈在进入劳动力市场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文凭对于工作类型以及工资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又并没有激发她们的自我意识，相反，使得她们形成“新家庭主义”价值观念，更加深度地嵌入到家庭发展体系当中。因此，她们可以没有怨言的返乡陪读，托举子代向上流动。在陪读生活中，广场舞等休闲娱乐活动为这群陪读妈妈缓解焦虑提供了很好的通道。
而对于一些陪读妈妈特别是还有漫长陪读生涯的年轻妈妈来说，或许只有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才是缓解其焦虑的最好方式。哪怕相比于在东部沿海的工厂里，T镇的服装作坊工资少得可怜，但只要有收入，便可缓解她们对于家庭发展的焦虑、缓解她们在陪读生活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的弥散的焦虑感。
近些年来，在中西部许多县域，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是在县城购房或租房陪读，T镇是一个罕见的例外，T镇之外，是无数个相似的“T县”。只是，T镇作为一个高度聚合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特例”。陪读妈妈返乡之后，许多人会在县域内找一份工作以贴补陪读开支，工资水平与T镇的服装作坊相近。在县城中，休闲娱乐场所也更多，不似T镇，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便是跳广场舞。然而，多元的消费场所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这给收入降低、支出增加的农民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中
相较于T镇，在县城里较为罕见的反倒是为少部分陪读妈妈提供精神寄托的家庭教会，在县城中，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中，或在多重困境下走向崩解，或在陪读妈妈十年如一日的忍耐下维系着。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不仅是这些陪读妈妈，还有在学业与家庭之间挣扎的青少年。
陪读妈妈可以将自己的心灵秩序安放在家庭发展的强大信念中，甚至是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家庭主义的价值信念，这些走向个体化的青少年又该如何面对破碎的家庭关系、内卷的学业竞争呢？他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秩序呢？此外，支撑着农民家庭卷入教育竞争、返乡陪读的动力在于她们对于教育回报的较高期待。然而，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高投入不一定带来高回报，一旦教育投入-回报失衡，陪读妈妈焦虑的心灵还能找到安放的地方吗？
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家庭主义”信念支撑着她们，家庭教会、广场舞队、服装作坊等“组织”为部分陪读妈妈提供了排解焦虑的场所。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农民家庭的韧性与危机只有一墙之隔。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这条新闻还没有人评论喔，等着您的高见呢
如上所述，在T镇，许多陪读妈妈或通过信教，或通过娱乐，或通过进厂，来抚平焦虑的心灵。信教的陪读妈妈的精神困顿不仅来源于子女学业成绩，还来源于亲子关系的紧张、夫妻关系的破碎、家庭发展的压力，教会为他们提供了一剂心灵药物，让他们继续嵌入进破碎的家庭关系当中，为子女的学业、家庭的发展努力奉献自己。
这便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奇妙之处，它没有摧毁中国人对家庭的信仰，相反，它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强化了这些陪读妈妈对家庭的坚守，即使她们要面对家庭的贫穷、生活的困顿、丈夫的出轨或家暴，亲子关系的疏离乃至紧张等困境。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种种难以排解的精神困顿，这些陪读妈妈被宗教吸引，从而避免自己的心灵秩序被冲击至崩解。
不过，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虽然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焦虑，但是，公平的应试教育体系仍然为她们提供了希望。这些陪读妈妈在进入劳动力市场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文凭对于工作类型以及工资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又并没有激发她们的自我意识，相反，使得她们形成“新家庭主义”价值观念，更加深度地嵌入到家庭发展体系当中。因此，她们可以没有怨言的返乡陪读，托举子代向上流动。在陪读生活中，广场舞等休闲娱乐活动为这群陪读妈妈缓解焦虑提供了很好的通道。
而对于一些陪读妈妈特别是还有漫长陪读生涯的年轻妈妈来说，或许只有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才是缓解其焦虑的最好方式。哪怕相比于在东部沿海的工厂里，T镇的服装作坊工资少得可怜，但只要有收入，便可缓解她们对于家庭发展的焦虑、缓解她们在陪读生活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的弥散的焦虑感。
近些年来，在中西部许多县域，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是在县城购房或租房陪读，T镇是一个罕见的例外，T镇之外，是无数个相似的“T县”。只是，T镇作为一个高度聚合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特例”。陪读妈妈返乡之后，许多人会在县域内找一份工作以贴补陪读开支，工资水平与T镇的服装作坊相近。在县城中，休闲娱乐场所也更多，不似T镇，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便是跳广场舞。然而，多元的消费场所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这给收入降低、支出增加的农民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中
相较于T镇，在县城里较为罕见的反倒是为少部分陪读妈妈提供精神寄托的家庭教会，在县城中，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中，或在多重困境下走向崩解，或在陪读妈妈十年如一日的忍耐下维系着。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不仅是这些陪读妈妈，还有在学业与家庭之间挣扎的青少年。
陪读妈妈可以将自己的心灵秩序安放在家庭发展的强大信念中，甚至是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家庭主义的价值信念，这些走向个体化的青少年又该如何面对破碎的家庭关系、内卷的学业竞争呢？他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秩序呢？此外，支撑着农民家庭卷入教育竞争、返乡陪读的动力在于她们对于教育回报的较高期待。然而，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高投入不一定带来高回报，一旦教育投入-回报失衡，陪读妈妈焦虑的心灵还能找到安放的地方吗？
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家庭主义”信念支撑着她们，家庭教会、广场舞队、服装作坊等“组织”为部分陪读妈妈提供了排解焦虑的场所。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农民家庭的韧性与危机只有一墙之隔。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