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什么是中国县城的“公务员经济”？(图)
今年春节，一些回乡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大城市辛苦打拼后消费降级，呆在县城老家的发小却能买黄金开宝马，旋即感慨“北漂十年，不如县城中产”。
随后，“县城婆罗门”和“公务员经济”两个词在舆论中脱颖而出。前者讽刺性地挪用了印度的种姓制度，意指“县城有钱”并不具备普惠性，而是依托体制和裙带关系所形成的“门阀经济”；后者更是指出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转移支付的财政供养体制内人群，而他们在本地的消费带动了“吃喝玩乐”的兴盛，也形成了“县城有钱”的错觉。
所谓“公务员经济”，是在怎样的财政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能靠“县城婆罗门”拉动吗？这些词在挑动公众神经的同时又有怎样的遮蔽性？和一个由多元商业网络编织的经济模式相比，过分依赖转移支付和政府投入的模式又有哪些隐忧？希望通过本文，你能有一个背景和数据上的认知。
什么是“公务员经济”？
2023年有一个显着的现象，代表着社会路径选择的转变。考研报名人数在增长八年后下降了36万，为438万；而公务员报名人数大涨，仅国考报名人数就突破300万。与报名人数增长相匹配的，还有招录人数的扩张：2023年各省公务员扩招17%；而刚刚举办的省考，也有450万人报名角逐15万个岗位，两项数据均为历史之最。
此外，央企国企、事业单位体系以及与政府雇员相关的各种临时工也大幅度扩招，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营造出一种“社会冷，政府热”的局面，也因此衍生了“公务员经济”这一提法，即一个地方依靠财政雇员收入支撑消费的情况。
当一个县\市的财政雇员（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编外人员）的人数与工资支出达到一定比例，且该数额与该地区的总消费支出相当，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假设，即地方消费和经济的“活水”已经不来源于市场，而是来源于政府雇员的工资了，这就叫“公务员经济”。
而在“公务员经济”这个概念流行的同时，国家明显意识到财政供养体系过大带来的负担，也在全国进行编外人员的优化裁撤，比如人口小县的编制改革与部门合并等等。很明显，不管是个人路径选择还是整体经济，我们都来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这里面涉及几个重要的“数量级”，例如政府雇员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雇员支出与总消费量的关系，城市经济活动中政府与社会的分配比重。以及这其中的财政负担，是咬咬牙就能坚持的那种？还是短期内就难以为继？
为了让这些数量级的关系可以更明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地区来进行对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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