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产业后面的"工人"，她们被叫做"妈妈工人"(图)
“妈妈工人”，她们通常被这样称呼。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工作内容是在电脑前训练AI——就像教会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叙述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与“公益新模式”“AI + 扶贫”之类的宏大用词挂钩，被视作乡村女性实现“白领工作”的化身。大山里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训师，人们如此夸赞。
但这其实是一个“梦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标注行业刚开始兴盛的2019年，开启田野调查，并持续至今。她们走访各地标注车间，试图了解这一新兴产业背后的劳动问题。
起初，在贵州某贫困县，这份看似体面、灵活、门槛低的工作，甚至能解决长久以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当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唤远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归巢”。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与陷阱，却把身处其中的女性，推向比过往更艰难的困境。
至今，也没有关于妈妈工人在中国的具体统计数字。她们是未被准确书写的一群人。
妈妈工人不善言辞，这是学者反复提及的一点。她们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更多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宣传政绩的“巾帼榜样”。
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弃。
这个春天，《凤凰周刊》记者访谈了两位学者。以下是她们的讲述，结合了论文内容——
“白领工作”
我们在标注基地见到李燕时，她正坐在一把劣质的人体工学椅上，脖子前倾，眼睛凑在屏幕前飞快地来回瞟动。框架眼镜挡住了她脸上的表情，只有手不带停地点拖鼠标。
她的眼前是一组汽车道路行驶图。但雷达扫描出的3D图像，是一团看不清轮廓的点状物。李燕需要对照2D图片，准确辨识出3D图片中汽车附近的障碍物，并在面板上一一标注出来。
标注是为了给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俗话叫“给电脑喂数据”。AI通过学习这些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获得智能视觉和语义理解能力。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最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每一个AI的成长，都离不开它。
基地里，有二十多位像李燕这样的女工，她们年龄从28至35岁不等，多是低学历女性、单亲妈妈或家庭主妇——这和我们来调研之前的预想是大相径庭的。
毕竟社会建构出来的一套话术是，男性比女性更适合电脑工作。没想到，“妈妈工人”是这间基地的劳动主力。
标注基地位于一所扶贫社区内。外墙刷着标语，“出大山、求发展、城镇安居天地宽”。社区建筑和南方的工厂宿舍有点像，统一整齐，间距紧凑。远看是现代化小洋楼，但走近发现，底部的架空层都没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时粪水到处流。
而基地内部像是另一个世界。
和她们过去在沿海打工时不见天日的流水线工厂不同，这里有窗，能见阳光，配备了电脑和空调，也没有大型机器发出的轰鸣噪音。基地甚至聘请了一名园艺师打理绿植，像北上广的互联网大厂一样，一切都是白领办公室的氛围。
就连装修也是按这家基地的源头企业——C厂的风格打造，桌子被涂成C厂的标志性颜色。
基地运行一段时间后，一批表现优秀的妈妈工人被邀请到C厂总部学习，她们和程序员在一起上班，参观车辆如何自动驾驶。
妈妈们看完后说，觉得自己的工作突然变得鲜活，有意义了。在和我们访谈时，她们将培训期间学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复给我们听，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师”，“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们努力把自己跟大厂连接起来，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厂的员工，笑称是“赚着大厂的钱”。
以前，她们并不懂什么是AI，是被规训到对此“有感觉的”。她们的家人既不了解什么是AI，也不知道她们的工作内容，唯一关心的就是——这活儿能拿多少钱。
我们第一次和妈妈工人刘翠敏见面时，她是戴着眼镜的。说了会儿话后，她把眼镜拿下来，“因为戴着不好看”。
这份工作的确很费眼睛。李燕有一段时间视力下降得特别快，吓得赶紧去医院检查。做这份工作后，眼睛出现问题的人很多。后来，一些妈妈工人即使没近视，也都买了防蓝光眼镜佩戴。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工作内容是在电脑前训练AI——就像教会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叙述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与“公益新模式”“AI + 扶贫”之类的宏大用词挂钩，被视作乡村女性实现“白领工作”的化身。大山里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训师，人们如此夸赞。
但这其实是一个“梦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标注行业刚开始兴盛的2019年，开启田野调查，并持续至今。她们走访各地标注车间，试图了解这一新兴产业背后的劳动问题。
起初，在贵州某贫困县，这份看似体面、灵活、门槛低的工作，甚至能解决长久以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当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唤远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归巢”。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与陷阱，却把身处其中的女性，推向比过往更艰难的困境。
至今，也没有关于妈妈工人在中国的具体统计数字。她们是未被准确书写的一群人。
妈妈工人不善言辞，这是学者反复提及的一点。她们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更多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宣传政绩的“巾帼榜样”。
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弃。
这个春天，《凤凰周刊》记者访谈了两位学者。以下是她们的讲述，结合了论文内容——
“白领工作”
我们在标注基地见到李燕时，她正坐在一把劣质的人体工学椅上，脖子前倾，眼睛凑在屏幕前飞快地来回瞟动。框架眼镜挡住了她脸上的表情，只有手不带停地点拖鼠标。
她的眼前是一组汽车道路行驶图。但雷达扫描出的3D图像，是一团看不清轮廓的点状物。李燕需要对照2D图片，准确辨识出3D图片中汽车附近的障碍物，并在面板上一一标注出来。
标注是为了给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俗话叫“给电脑喂数据”。AI通过学习这些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获得智能视觉和语义理解能力。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最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每一个AI的成长，都离不开它。
基地里，有二十多位像李燕这样的女工，她们年龄从28至35岁不等，多是低学历女性、单亲妈妈或家庭主妇——这和我们来调研之前的预想是大相径庭的。
毕竟社会建构出来的一套话术是，男性比女性更适合电脑工作。没想到，“妈妈工人”是这间基地的劳动主力。
标注基地位于一所扶贫社区内。外墙刷着标语，“出大山、求发展、城镇安居天地宽”。社区建筑和南方的工厂宿舍有点像，统一整齐，间距紧凑。远看是现代化小洋楼，但走近发现，底部的架空层都没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时粪水到处流。
而基地内部像是另一个世界。
和她们过去在沿海打工时不见天日的流水线工厂不同，这里有窗，能见阳光，配备了电脑和空调，也没有大型机器发出的轰鸣噪音。基地甚至聘请了一名园艺师打理绿植，像北上广的互联网大厂一样，一切都是白领办公室的氛围。
就连装修也是按这家基地的源头企业——C厂的风格打造，桌子被涂成C厂的标志性颜色。
基地运行一段时间后，一批表现优秀的妈妈工人被邀请到C厂总部学习，她们和程序员在一起上班，参观车辆如何自动驾驶。
妈妈们看完后说，觉得自己的工作突然变得鲜活，有意义了。在和我们访谈时，她们将培训期间学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复给我们听，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师”，“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们努力把自己跟大厂连接起来，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厂的员工，笑称是“赚着大厂的钱”。
以前，她们并不懂什么是AI，是被规训到对此“有感觉的”。她们的家人既不了解什么是AI，也不知道她们的工作内容，唯一关心的就是——这活儿能拿多少钱。
我们第一次和妈妈工人刘翠敏见面时，她是戴着眼镜的。说了会儿话后，她把眼镜拿下来，“因为戴着不好看”。
这份工作的确很费眼睛。李燕有一段时间视力下降得特别快，吓得赶紧去医院检查。做这份工作后，眼睛出现问题的人很多。后来，一些妈妈工人即使没近视，也都买了防蓝光眼镜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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