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故事] 回顧我在谷歌的18年 現實令人沮喪
我於2005年10月加入Google，並在18年後提交了辭呈。上周是我在Google的最後壹周。
在 Google 的早期經歷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夠參與及經歷Google IPO的早期階段。與大多數公司不同，也與很多外界報道相反，Google的員工從初級工程師到首席執行官，都是真正善良、非常關心做正確事情的人。
還記得曾經有壹段時間，Google的“不作惡”（don't be evil）原則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但那實際上是公司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對微軟等同時代公司的反應，他們的運營程序將利潤遠遠置於客戶和整個人類的最大利益之上）。
許多時候，我看到Google因為壹些真誠希望造福社會的舉措而受到批評。例如，Google在Chrome和Search方面受到的許多批評，尤其是關於所謂的與廣告的利益沖突的批評，實則是完全沒有根據以及站不住腳的。
我經常看到壹些隱私倡導者以對用戶有害的方式反對Google的提議，其中壹些斗爭對世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而最讓人討厭的之壹是我們今天必須費力地瀏覽毫無意義的cookie警告。我發現團隊會在積極追求對世界有益而不優先考慮Google短期利益的想法時，只會遭到公眾輿論的冷嘲熱諷。
早期的Google也是壹個極好的工作地方。高管每周都會坦率地回答問題，或者坦率地說他們無法這樣做（因為法律原因或某些話題過於敏感）。與此同時，Eric Schmidt（前 Google CEO）定期會帶領整個公司解讀董事會的討論。各種產品的成功和失敗或多或少都會客觀地呈現出來，成功會受到慶祝，而失敗則會在學習教訓的同時受到批判性審視，而不是壹味地追究責任。壹直以來，公司有壹個願景，倘若做的事情對於這個願景發生偏離後，會得到解釋。
在Google的前九年裡，我致力於HTML和相關標准的工作。我的任務是為Web做最好的事情，因為對Web有利的任何事情對Google也是有利的（我明確被告知要忽略Google的利益）。Google是這項工作的極好承載者。我的團隊名義上是Google的開源團隊，但我完全是自主的（這要感謝Chris DiBona）。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Google園區內任意建築物中的筆記本電腦上完成的。好幾年過去了，我都沒有使用分配給我的辦公桌。
Google 文化出現偏移，壁壘也開始呈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Google文化的優勢也出現了例外。例如，盡管我喜歡Vic Gundotra的熱情（以及他對Google+的初衷，這也是相當明確的，雖然不壹定被壹致地欣賞，至少是明確的），但我對他在事情沒有進展順利時能夠給出清晰答案的能力不太自信。
他還開始在Google引入團隊內的壁壘（例如，將某些建築物僅限於Google+團隊使用），這與早期Google完全透明的內部方式截然不同。另壹個例子是Android團隊（最初是壹次收購），他們從未完全適應Google的文化。Android的工作/生活平衡不健康，團隊不如Google早期的部分透明，而且團隊更注重追趕競爭對手，而不是解決用戶的實際問題。
我在Google的最後九年是在Flutter項目上度過的。我在Google的這段時間裡最美好的回憶之壹就是這個項目的早期階段。Flutter是老Google的最後壹批項目之壹，是在創立Alphabet之前由Larry Page發起的壹系列雄心勃勃的實驗之壹。我們基本上像壹家初創公司壹樣運作，更多的是在發現我們在構建什麼，而不是在設計它。
Flutter團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年輕Google的文化基礎上構建的；例如，我們優先考慮內部透明度、工作/生活平衡和數據驅動的決策（在這方面Tao Dong和他的UXR團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我們從壹開始就非常開放，這使得我們很容易在項目周圍建立壹個健康的開源社區。Flutter在多年來也非常幸運地擁有出色的領導，比如創始技術負責人Adam Barth、PM Tim Sneath和工程經理Todd Vol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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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在 Google 的早期經歷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夠參與及經歷Google IPO的早期階段。與大多數公司不同，也與很多外界報道相反，Google的員工從初級工程師到首席執行官，都是真正善良、非常關心做正確事情的人。
還記得曾經有壹段時間，Google的“不作惡”（don't be evil）原則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但那實際上是公司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對微軟等同時代公司的反應，他們的運營程序將利潤遠遠置於客戶和整個人類的最大利益之上）。
許多時候，我看到Google因為壹些真誠希望造福社會的舉措而受到批評。例如，Google在Chrome和Search方面受到的許多批評，尤其是關於所謂的與廣告的利益沖突的批評，實則是完全沒有根據以及站不住腳的。
我經常看到壹些隱私倡導者以對用戶有害的方式反對Google的提議，其中壹些斗爭對世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而最讓人討厭的之壹是我們今天必須費力地瀏覽毫無意義的cookie警告。我發現團隊會在積極追求對世界有益而不優先考慮Google短期利益的想法時，只會遭到公眾輿論的冷嘲熱諷。
早期的Google也是壹個極好的工作地方。高管每周都會坦率地回答問題，或者坦率地說他們無法這樣做（因為法律原因或某些話題過於敏感）。與此同時，Eric Schmidt（前 Google CEO）定期會帶領整個公司解讀董事會的討論。各種產品的成功和失敗或多或少都會客觀地呈現出來，成功會受到慶祝，而失敗則會在學習教訓的同時受到批判性審視，而不是壹味地追究責任。壹直以來，公司有壹個願景，倘若做的事情對於這個願景發生偏離後，會得到解釋。
在Google的前九年裡，我致力於HTML和相關標准的工作。我的任務是為Web做最好的事情，因為對Web有利的任何事情對Google也是有利的（我明確被告知要忽略Google的利益）。Google是這項工作的極好承載者。我的團隊名義上是Google的開源團隊，但我完全是自主的（這要感謝Chris DiBona）。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Google園區內任意建築物中的筆記本電腦上完成的。好幾年過去了，我都沒有使用分配給我的辦公桌。
Google 文化出現偏移，壁壘也開始呈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Google文化的優勢也出現了例外。例如，盡管我喜歡Vic Gundotra的熱情（以及他對Google+的初衷，這也是相當明確的，雖然不壹定被壹致地欣賞，至少是明確的），但我對他在事情沒有進展順利時能夠給出清晰答案的能力不太自信。
他還開始在Google引入團隊內的壁壘（例如，將某些建築物僅限於Google+團隊使用），這與早期Google完全透明的內部方式截然不同。另壹個例子是Android團隊（最初是壹次收購），他們從未完全適應Google的文化。Android的工作/生活平衡不健康，團隊不如Google早期的部分透明，而且團隊更注重追趕競爭對手，而不是解決用戶的實際問題。
我在Google的最後九年是在Flutter項目上度過的。我在Google的這段時間裡最美好的回憶之壹就是這個項目的早期階段。Flutter是老Google的最後壹批項目之壹，是在創立Alphabet之前由Larry Page發起的壹系列雄心勃勃的實驗之壹。我們基本上像壹家初創公司壹樣運作，更多的是在發現我們在構建什麼，而不是在設計它。
Flutter團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年輕Google的文化基礎上構建的；例如，我們優先考慮內部透明度、工作/生活平衡和數據驅動的決策（在這方面Tao Dong和他的UXR團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我們從壹開始就非常開放，這使得我們很容易在項目周圍建立壹個健康的開源社區。Flutter在多年來也非常幸運地擁有出色的領導，比如創始技術負責人Adam Barth、PM Tim Sneath和工程經理Todd Vol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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