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受阻是常態，外國駐華記者仍舉步維艱(圖)
外國駐華記者協會最新調查，超過8成成員在中國采訪時曾遭受“幹預、騷擾與威脅”。雖然多數記者樂見中國松綁疫情封控限制、報道環境亦有改善，但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仍面臨強力打壓與人身安全威脅。
報告顯示，報道中國對外國記者而言越來越艱難。
（德國之聲中文網）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周壹（4月8日）發布2023年度的中國媒體環境報告，以“摘下了口罩，障礙仍然存在”為題，認為中國放棄疫情“清零”政策後，外媒報道環境雖有開放，卻仍未重回疫情之前的水准。
此外，高科技被用來監控、幹擾外媒記者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首次有記者指出，中國政府用無人機監控其行蹤。
報告指出，絕大多數的外國記者稱有理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或“肯定有”侵入他們的微信（81%）和手機（72%），或者是在其住家或辦公室放置竊聽器（55%）。
此報告的調查期間是2024年的1月和2月，對象是外國駐華記者協會的成員，其157個成員之中，總共有101人填答。
“敏感”議題變多
盡管有81%的人認為2023年中國報道環境有所改善，但許多針對在當地獨立報道的打擊做法在疫情前早就存在，如今也隨著封控松綁，“更多記者要面臨嚴厲的打擊手段”。
“外國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沒有遇到問題的情況，才是例外。”報告寫道，當面的恐嚇與監控增加，更復雜的數碼監視手段也益發常見，導致記者在中國進行獨立報道仍遭遇重大阻礙。
報告引述《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任大偉（David Rennie）的說法：“疫情期間，在地方報道的情況非常糟糕……現在則是更為隨機，更難預測什麼時候會被跟蹤，很難知道沒有監督的采訪行程何時會被地方的政治宣傳部門縮短。”
99%的外國駐華記者認為，中國的報道條件“很少”或“從未”達到國際的標准。有81%的記者曾經遭遇“幹預、騷擾與暴力”。被中國警察或其他官員阻撓過至少1次者，占了54%，另外有45%的人表示曾遭不知名人士阻撓。
對外媒記者來說，因報道“政治敏感”議題而遭中國政府施壓者，不在少數，且“敏感”議題的范圍有擴大的跡象。曾嘗試在新疆采訪而遇到問題的記者，占了85%；除此之外，分別有79%、43%和68%的人表示，在靠近俄羅斯、東南亞的邊境區域，或是在內蒙古這類族群多元的地區報道時，也遇到問題。
官方的壓力讓潛在的受訪者更加不敢接受外媒采訪。報告指出，近年來出現的壹個重大轉變就是，學界、智庫人士與分析師要不是拒訪，就是要求匿名，或者根本不回應。
超過8成的記者都遇過受訪者以“未獲准與外媒交談”或“需要事前許可”為由而拒訪；另有逾叁分之壹的人表示，原本已經確認好的采訪曾因官方壓力，而在最後壹刻臨時被取消。
記者處境艱難
外國記者要取得簽證及居留許可，亦仍存在問題，且美國媒體面對的情況特別嚴峻：2023年美媒記者只有1人成功獲得中國政府認證。這種情況導致部分外媒人手不足。
替外媒工作的中國記者也持續遭遇官方施壓；49%的外國記者表示，其中國同事曾遭遇施壓、騷擾或者恐嚇，比2022年的45%更多。
這份報告發布前夕，出身中國、現為澳大利亞籍的記者許秀中（Vicky Xu）在澳大利亞媒體《周六報》（The Saturday Paper）發表壹篇文章，同樣批評中國對記者的壓迫，並質疑澳大利亞政府的對中政策。在這篇自述中，她揭露自己近年來遭中國政府人士跟蹤、恐嚇的經歷，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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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報告顯示，報道中國對外國記者而言越來越艱難。
（德國之聲中文網）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周壹（4月8日）發布2023年度的中國媒體環境報告，以“摘下了口罩，障礙仍然存在”為題，認為中國放棄疫情“清零”政策後，外媒報道環境雖有開放，卻仍未重回疫情之前的水准。
此外，高科技被用來監控、幹擾外媒記者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首次有記者指出，中國政府用無人機監控其行蹤。
報告指出，絕大多數的外國記者稱有理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或“肯定有”侵入他們的微信（81%）和手機（72%），或者是在其住家或辦公室放置竊聽器（55%）。
此報告的調查期間是2024年的1月和2月，對象是外國駐華記者協會的成員，其157個成員之中，總共有101人填答。
“敏感”議題變多
盡管有81%的人認為2023年中國報道環境有所改善，但許多針對在當地獨立報道的打擊做法在疫情前早就存在，如今也隨著封控松綁，“更多記者要面臨嚴厲的打擊手段”。
“外國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沒有遇到問題的情況，才是例外。”報告寫道，當面的恐嚇與監控增加，更復雜的數碼監視手段也益發常見，導致記者在中國進行獨立報道仍遭遇重大阻礙。
報告引述《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任大偉（David Rennie）的說法：“疫情期間，在地方報道的情況非常糟糕……現在則是更為隨機，更難預測什麼時候會被跟蹤，很難知道沒有監督的采訪行程何時會被地方的政治宣傳部門縮短。”
99%的外國駐華記者認為，中國的報道條件“很少”或“從未”達到國際的標准。有81%的記者曾經遭遇“幹預、騷擾與暴力”。被中國警察或其他官員阻撓過至少1次者，占了54%，另外有45%的人表示曾遭不知名人士阻撓。
對外媒記者來說，因報道“政治敏感”議題而遭中國政府施壓者，不在少數，且“敏感”議題的范圍有擴大的跡象。曾嘗試在新疆采訪而遇到問題的記者，占了85%；除此之外，分別有79%、43%和68%的人表示，在靠近俄羅斯、東南亞的邊境區域，或是在內蒙古這類族群多元的地區報道時，也遇到問題。
官方的壓力讓潛在的受訪者更加不敢接受外媒采訪。報告指出，近年來出現的壹個重大轉變就是，學界、智庫人士與分析師要不是拒訪，就是要求匿名，或者根本不回應。
超過8成的記者都遇過受訪者以“未獲准與外媒交談”或“需要事前許可”為由而拒訪；另有逾叁分之壹的人表示，原本已經確認好的采訪曾因官方壓力，而在最後壹刻臨時被取消。
記者處境艱難
外國記者要取得簽證及居留許可，亦仍存在問題，且美國媒體面對的情況特別嚴峻：2023年美媒記者只有1人成功獲得中國政府認證。這種情況導致部分外媒人手不足。
替外媒工作的中國記者也持續遭遇官方施壓；49%的外國記者表示，其中國同事曾遭遇施壓、騷擾或者恐嚇，比2022年的45%更多。
這份報告發布前夕，出身中國、現為澳大利亞籍的記者許秀中（Vicky Xu）在澳大利亞媒體《周六報》（The Saturday Paper）發表壹篇文章，同樣批評中國對記者的壓迫，並質疑澳大利亞政府的對中政策。在這篇自述中，她揭露自己近年來遭中國政府人士跟蹤、恐嚇的經歷，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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