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坠毁] 马航事件维权案今日开庭:有人身患抑郁,有人幻听
打了一辆车，我先到达首都机场，那时MH370的航班信息显示的还是延误。在这里我碰到了第一个失联者家属，她被许多记者围着，一句话都不说，所有人的状态都是懵的，因为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家属们被通知转移到了丽都酒店，这里就成了接下来50多天家属们与各方沟通的地方。
在转移到更大的会议室之前，一间四五十平米、走廊尽头的小房子，就是家属们最初被安置的地方，这里满满当当地挤着百十来人。当时，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听到一些人在哭，但依旧没有人说话。后来，马来西亚和一些相关方面开始与家属们进行沟通会，会议内容刚开始围绕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飞机的基本状况。与官方信息一同流传的，还有许多猜测和怀疑——很多“阴谋论”很快冒出来，又很快被证伪。
那时候，记者无法进入沟通会的会场，只能在会议室门口蹲守，等有家属出来再和他们聊天以获取信息。几天后，我被一个老乡带入了会场，一个家属可能因为总看到我，觉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给了我一张。那时候，一张房卡就是一张“通行证”，在混乱的现场，它是事件相关人员身份的直接证明。我们报社没有人跟我换班，于是，趁此机会，我直接“搬”进了丽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属住在一起，晚上就会听他们聊天。有时候，我也会安慰他们，递上一支烟或者一张纸巾。慢慢地，这些家属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丽都酒店的50多天里，我每天都在写稿，零碎的信息经过编辑的整合出现在报纸上，有时候是半版，有时候是整版。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字记者，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带着自己的相机去了现场。再后来，沟通会认为媒体也会对事件有一些推动作用，所以允许一部分记者进场。刚开始我只敢用手机拍一拍，后来就大胆地掏出了相机。
到现在，有些家属仍然相信家人还在
56天过后，马航不再承担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属们有些转移到了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有些被自己所在的当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马航发布《安全调查报告》，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也不再接待家属了。
2014到2018年间，我接触家属的频率很高，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见到他们。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会发现很多家属都有类似应激障碍的表现，比如有的家属会出现幻听。而大部分家属是情绪比较低落，不大愿意面对生活。家属中的姜辉和徐京红那时候就把工作辞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线索越来越少，家属们也渐渐在媒体的视野中淡去。这些年来，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有一些最终接受了现实，有一些因为家庭或多种原因选择了和解，有一些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有一些家属，像我们这次开庭见到的一样，一直走在诉讼的路上。另外一些并没有选择诉讼，但也不想就此放弃的家属，只是选择默默等待。
失联事件过去近十年，对下一代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家长们不知道如何给孩子们讲述这段过去，讲也讲不清楚。有的孩子还因为缺少另一个家长角色的陪伴而产生了逆反，不愿意中考，也是让家属很无奈。当然，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归来才肯结婚的孩子，选择了走进婚礼，虽然缺少了一份祝福，也多了一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属中，在媒体面前出现最多的就是姜辉，他的妈妈在当时马航的航班上。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也很钻研，会帮着找律师、和马来西亚的家属及国外记者沟通、对接国外的私人调查组织，对国内的媒体而言，他也是家属们的一个主要发声渠道。从2014年到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关资料，处理相关事宜。和马来西亚的家属们想要找到飞机的残骸或者家人的遗物不同，国内的许多家属更多的诉求是“要人”，他们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其实，据我的观察，在生活中，家属们并不愿意和身边人提到MH370。他们不想一遍遍复述这样的家庭变故，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这也是一些家属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在一些媒体沟通群里，如果有记者说出了飞机“失事”之类的字眼，家属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也因此，在和家属们提到这件事情时，我始终用“失联”来描述，相对应地，他们也就是“失联者家属”。在我看来，对于外界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但对家属们来说，这关乎一个家庭的存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一个念头：虽然飞机没有踪影，但家人可能还在。
作为记者，作为朋友
2014年底，我开始把自己的镜头转向一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还去过天津、邯郸、保定等地进行拍摄。那时候我常拍摄的家属大概有二十来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万成、栗二友、徐京红等等，这些被拍摄的家属中，据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摄过的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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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转移到更大的会议室之前，一间四五十平米、走廊尽头的小房子，就是家属们最初被安置的地方，这里满满当当地挤着百十来人。当时，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听到一些人在哭，但依旧没有人说话。后来，马来西亚和一些相关方面开始与家属们进行沟通会，会议内容刚开始围绕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飞机的基本状况。与官方信息一同流传的，还有许多猜测和怀疑——很多“阴谋论”很快冒出来，又很快被证伪。
那时候，记者无法进入沟通会的会场，只能在会议室门口蹲守，等有家属出来再和他们聊天以获取信息。几天后，我被一个老乡带入了会场，一个家属可能因为总看到我，觉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给了我一张。那时候，一张房卡就是一张“通行证”，在混乱的现场，它是事件相关人员身份的直接证明。我们报社没有人跟我换班，于是，趁此机会，我直接“搬”进了丽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属住在一起，晚上就会听他们聊天。有时候，我也会安慰他们，递上一支烟或者一张纸巾。慢慢地，这些家属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丽都酒店的50多天里，我每天都在写稿，零碎的信息经过编辑的整合出现在报纸上，有时候是半版，有时候是整版。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字记者，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带着自己的相机去了现场。再后来，沟通会认为媒体也会对事件有一些推动作用，所以允许一部分记者进场。刚开始我只敢用手机拍一拍，后来就大胆地掏出了相机。
到现在，有些家属仍然相信家人还在
56天过后，马航不再承担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属们有些转移到了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有些被自己所在的当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马航发布《安全调查报告》，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也不再接待家属了。
2014到2018年间，我接触家属的频率很高，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见到他们。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会发现很多家属都有类似应激障碍的表现，比如有的家属会出现幻听。而大部分家属是情绪比较低落，不大愿意面对生活。家属中的姜辉和徐京红那时候就把工作辞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线索越来越少，家属们也渐渐在媒体的视野中淡去。这些年来，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有一些最终接受了现实，有一些因为家庭或多种原因选择了和解，有一些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有一些家属，像我们这次开庭见到的一样，一直走在诉讼的路上。另外一些并没有选择诉讼，但也不想就此放弃的家属，只是选择默默等待。
失联事件过去近十年，对下一代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家长们不知道如何给孩子们讲述这段过去，讲也讲不清楚。有的孩子还因为缺少另一个家长角色的陪伴而产生了逆反，不愿意中考，也是让家属很无奈。当然，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归来才肯结婚的孩子，选择了走进婚礼，虽然缺少了一份祝福，也多了一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属中，在媒体面前出现最多的就是姜辉，他的妈妈在当时马航的航班上。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也很钻研，会帮着找律师、和马来西亚的家属及国外记者沟通、对接国外的私人调查组织，对国内的媒体而言，他也是家属们的一个主要发声渠道。从2014年到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关资料，处理相关事宜。和马来西亚的家属们想要找到飞机的残骸或者家人的遗物不同，国内的许多家属更多的诉求是“要人”，他们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其实，据我的观察，在生活中，家属们并不愿意和身边人提到MH370。他们不想一遍遍复述这样的家庭变故，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这也是一些家属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在一些媒体沟通群里，如果有记者说出了飞机“失事”之类的字眼，家属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也因此，在和家属们提到这件事情时，我始终用“失联”来描述，相对应地，他们也就是“失联者家属”。在我看来，对于外界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但对家属们来说，这关乎一个家庭的存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一个念头：虽然飞机没有踪影，但家人可能还在。
作为记者，作为朋友
2014年底，我开始把自己的镜头转向一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还去过天津、邯郸、保定等地进行拍摄。那时候我常拍摄的家属大概有二十来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万成、栗二友、徐京红等等，这些被拍摄的家属中，据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摄过的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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