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年公寓 他們忍受著社會性死亡
她不想從死裡被救活，她只想痛的時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就好。
文|葛玫
編者按：《誰住進了養老院》是理想國近日出版的壹部養老院實地調查報告。作者葛玫(Rose K. Keimig)是耶魯大學博士，不僅有醫學人類學專業背景，在美國做過有償看護，而且精通漢語。該書基於作者歷時13個月對雲南昆明的壹家養老院的75次訪問和250小時的對象觀察而成。該書從老年人視角呈現了衰老和照護的日常，展現了養老機構復雜的關系網絡，探討了影響中國老年看護現狀的多重難題。以下摘自該書。
“救，還是不救”
張爺爺坐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樸素的單人間裡，講述了六年前導致他健康狀況惡化的那個事件 ：“吃過晚飯，就在我幫（我妻子）使用便盆的時候，她突然癱倒在床上。我大聲呼救，護士和醫生們沖進來搶救她。做心肺復蘇的醫生問我 ：‘要我救她嗎？’當時我的腦子嗡嗡地轉。我想的是 ：到這個地步了，救她也沒用了。但我怎麼回醫生？我說 ：‘救她！’他立馬把她送到重症監護室，給她連上呼吸器和其他設備。為什麼我想‘不要救她’又叫醫生‘救她’呢？我知道救她沒有用，但如果我不救她，如果我不說‘救她！’，她就死了。我的孩子，我的兒女們不會理解我的選擇。他們理解不了。他們只會叫：‘你為什麼不救媽？！’對吧？我怎麼跟他們解釋？”
張爺爺的老伴雖然當時被救活了，但再也沒有恢復意識，幾天後就去世了。如今年屆九拾、入住養老院的張爺爺，已經向家人和工作人員明確表示過，他不想被“救活”過來 ：“我已經和我女兒、工作人員，還有醫生講過了。要是我再生病，最好他們不要說，‘快！送他去醫院！’如果住院，我根本就付不起15 天 10 萬元的費用……我 90 歲了，生命基本到頭啦。”
在中國，在重塑城市人的衰老和死亡經歷方面，養老機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4 年，民政部發布新的臨終法案，要求在家死亡也要簽署死亡證明，這使得壹些家屬將臨終的親人送往醫院，以免去文書之煩擾。截至2011 年，中國大陸約有 200 家安寧療護和臨終關懷機構，只滿足了大約 1% 有安寧療護需求的人口。由於缺乏國家級組織，這些機構的制度和資金都不穩定，而且主要分布於大城市。
我的受訪者普遍對親屬在這些機構中得到的照護表示非常滿意。與其他醫院的病房相比，安寧療護病房往往不那麼擁擠，而且放寬了住院醫保限制。此外，臨終關懷和安寧療護科是為數不多常規使用嗎啡的科室，以控制病痛為最優先考慮。不過，要想獲得這些服務，首先需要確定病人確實瀕臨死亡——這壹步因當地的生命倫理、家屬決議和避免公開談死的忌諱，而變得更為復雜。
從上面張爺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面對突發性病情惡化，家屬決定和有限的醫療技術使得臨終選擇變得復雜起來。張爺爺並不是個例。對中國多個省份315 位重症監護醫生的調查問卷數據顯示，只有 47% 的醫生說執行過“不做心肺復蘇”的指令，而歐洲和香港(专题)的這壹醫生比例為 95% ；而且 70% 以上的醫生稱，在與病人家屬討論減少維持生命手段時會感到不適。這壹點很重要，因為根據中國的生命倫理，醫生先與家屬談論病情，再把診斷結果告知病人。雖然關於知情同意的政策在變化，但慣例上醫生會遵從家屬的要求，向病人隱瞞死亡預判，因為家屬擔心談論死亡會令它提前到來。
在照護機構中，必須先“指明和預判”死亡，才能開始臨終程序。老年患者的死亡時機尤其復雜。隨著新醫療技術延長了壽命，普通老年疾病的軌跡變得越發難以預測。在中國的照護機構中也是如此。絕大多數安寧療護病房位於腫瘤科，由於相對可預估的時間線，癌症幾乎等同於死亡。然而，正如以下我和壹位30 歲安寧療護醫生的談話所示，在壹些科室，優質的照護也能延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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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玫
編者按：《誰住進了養老院》是理想國近日出版的壹部養老院實地調查報告。作者葛玫(Rose K. Keimig)是耶魯大學博士，不僅有醫學人類學專業背景，在美國做過有償看護，而且精通漢語。該書基於作者歷時13個月對雲南昆明的壹家養老院的75次訪問和250小時的對象觀察而成。該書從老年人視角呈現了衰老和照護的日常，展現了養老機構復雜的關系網絡，探討了影響中國老年看護現狀的多重難題。以下摘自該書。
“救，還是不救”
張爺爺坐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樸素的單人間裡，講述了六年前導致他健康狀況惡化的那個事件 ：“吃過晚飯，就在我幫（我妻子）使用便盆的時候，她突然癱倒在床上。我大聲呼救，護士和醫生們沖進來搶救她。做心肺復蘇的醫生問我 ：‘要我救她嗎？’當時我的腦子嗡嗡地轉。我想的是 ：到這個地步了，救她也沒用了。但我怎麼回醫生？我說 ：‘救她！’他立馬把她送到重症監護室，給她連上呼吸器和其他設備。為什麼我想‘不要救她’又叫醫生‘救她’呢？我知道救她沒有用，但如果我不救她，如果我不說‘救她！’，她就死了。我的孩子，我的兒女們不會理解我的選擇。他們理解不了。他們只會叫：‘你為什麼不救媽？！’對吧？我怎麼跟他們解釋？”
張爺爺的老伴雖然當時被救活了，但再也沒有恢復意識，幾天後就去世了。如今年屆九拾、入住養老院的張爺爺，已經向家人和工作人員明確表示過，他不想被“救活”過來 ：“我已經和我女兒、工作人員，還有醫生講過了。要是我再生病，最好他們不要說，‘快！送他去醫院！’如果住院，我根本就付不起15 天 10 萬元的費用……我 90 歲了，生命基本到頭啦。”
在中國，在重塑城市人的衰老和死亡經歷方面，養老機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4 年，民政部發布新的臨終法案，要求在家死亡也要簽署死亡證明，這使得壹些家屬將臨終的親人送往醫院，以免去文書之煩擾。截至2011 年，中國大陸約有 200 家安寧療護和臨終關懷機構，只滿足了大約 1% 有安寧療護需求的人口。由於缺乏國家級組織，這些機構的制度和資金都不穩定，而且主要分布於大城市。
我的受訪者普遍對親屬在這些機構中得到的照護表示非常滿意。與其他醫院的病房相比，安寧療護病房往往不那麼擁擠，而且放寬了住院醫保限制。此外，臨終關懷和安寧療護科是為數不多常規使用嗎啡的科室，以控制病痛為最優先考慮。不過，要想獲得這些服務，首先需要確定病人確實瀕臨死亡——這壹步因當地的生命倫理、家屬決議和避免公開談死的忌諱，而變得更為復雜。
從上面張爺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面對突發性病情惡化，家屬決定和有限的醫療技術使得臨終選擇變得復雜起來。張爺爺並不是個例。對中國多個省份315 位重症監護醫生的調查問卷數據顯示，只有 47% 的醫生說執行過“不做心肺復蘇”的指令，而歐洲和香港(专题)的這壹醫生比例為 95% ；而且 70% 以上的醫生稱，在與病人家屬討論減少維持生命手段時會感到不適。這壹點很重要，因為根據中國的生命倫理，醫生先與家屬談論病情，再把診斷結果告知病人。雖然關於知情同意的政策在變化，但慣例上醫生會遵從家屬的要求，向病人隱瞞死亡預判，因為家屬擔心談論死亡會令它提前到來。
在照護機構中，必須先“指明和預判”死亡，才能開始臨終程序。老年患者的死亡時機尤其復雜。隨著新醫療技術延長了壽命，普通老年疾病的軌跡變得越發難以預測。在中國的照護機構中也是如此。絕大多數安寧療護病房位於腫瘤科，由於相對可預估的時間線，癌症幾乎等同於死亡。然而，正如以下我和壹位30 歲安寧療護醫生的談話所示，在壹些科室，優質的照護也能延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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