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封城危機後的經濟政治學問題
最近西安封城很熱鬧，不斷地上熱搜，西安的種種行為成為眾矢之的。我覺得西安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大家關心的有沒有人寫日記的問題，而是這種社會危機處理方式，蘊含了巨大的潛在風險，這才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1. 這幾天西安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食物匱乏的問題。今天有個上熱搜的新聞，蓮湖區壹名男子為了尋找食物多次翻越小區圍牆，被志願者抓住，責令公開檢查道歉。人需要為覓食而苦惱，這種日子仿佛已經遠去，但瞬間就在壹個現代化大都會重演。
是西安的食物供應不充足嗎？這方面倒不存在問題。西安市政府叁番伍次保證，食品蔬菜供應充足，僅蔬菜每天就有1.3萬噸上新，還有2.5萬噸的應急儲備，按照西安有1000萬人計算，那麼每人的蔬菜供應量就達到1.3千克。由於糧食都是易運輸、易儲存的幹貨，供應更應不是問題。那麼西安人民為什麼吃不上飯，吃不上菜呢？
這是由於最嚴厲的封城令下，城市市場供應體系被暫時凍結所致。市民的日常供給回歸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制，由街道社區分發食物，這種配給制的缺點馬上就暴露出來：
第壹，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第贰，不能將供給與需求之間有效匹配，菜品供給很豐富，但是每家每戶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決。
所以，西安封城叁肆天後就出現了食物的絕對性短缺和結構性短缺。現在很多人懷念過去的計劃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萬惡之源，至少有伍成的老百姓是這麼認為的。西安封城這壹堂課再次告訴我們，如果消滅市場，只會導致生產力急劇滑坡，物資供應匱乏，即便是精確的大數據運算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尤其是壹個社會突然取消商品交易，而計劃配給制度尚沒有完善起來的時候，幾乎無壹例外會發生大面積饑荒，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發生過這種慘劇）。我們剛剛告別饑饉沒有多久，萬萬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2. 西安疫情雖然緊迫，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完全沒有必要采取如此嚴厲的“社會熔斷”，暫停幾乎所有商業活動。這種做法，其實把抗疫期間社會運轉的壹切責任和壓力都推給政府，而作為市場經濟中有限管理者的政府（雖然未必是完全意義上的），根本沒有能力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去完全承擔這些任務。
政府只要做到小區封閉，就可以做到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衛生學上講，這個控制力度已經可以基本遏制病毒擴散。與此同時，應該盡量允許可以通過外賣方式運營的商業繼續營業，只需要做到快遞人員的全面核酸檢測及與居民的零接觸即可規避疫情傳播風險。
這種做法，即做到科學防控，又可以利用市場的手段解決封城期間民眾需求，還可以盡量減少商家的損失，是壹種“叁贏”的模式，何必壹下子把社會打回石器時代呢？很多時候，為了預防危機所付出的代價，遠遠大於危機有可能造成的損失。
3. 西安抗疫的另壹個風險是社會被網格化、碎片化，這種模式很容易讓社會的種種機能都喪失殆盡，個體原子化，都處於無助狀態，而政府的服務職能又不能對社會每個角落實現全覆蓋，使得社會運轉處於隨時可能失控高風險狀態，20世紀很多慘劇都是這樣發生的。雖然這種模式可以作為短期抗疫應急之需，但絕對不是社會可以承受的常態化模式。這也是在西方很多國家，人民寧可忍受疫情帶來的風險，而不願意被過度限制自由的原因。
4. 西安封城反映的另壹個問題是官僚主義下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失靈。比如，某孕婦沒有核酸證明不能就醫，而導致大出血流產；某心髒病人，被各種醫院拒收，在拖延了8個小時後不治身亡；小區失火，由於大門被封閉，消防隊只好翻牆進去救援；為了實現市區清零目標，將疫情重災區西安航空學院的轉移到安康；以及“壹碼通”崩潰的問題。
最近讀蘇聯著名文學家格羅斯曼寫的《生存與命運》，這部小說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俄語文學作品，深刻揭露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各種僵化的官僚主義問題：老革命家的女兒葉妮亞到古比雪夫上戶口，這個城市明明有壹條以她父親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們只認圖章，非得讓她證明“你父親是你父親”，葉妮亞費盡周折也無法落戶，這也意味著領不到政府的配給面包；斯大林格勒有壹個步兵排被德軍包圍了，陷入饑餓，空軍奉命准備去用降落傘向他們空投食品，可是軍需處拒絕發放食品，原因是發貨單上沒有領貨人的簽字……西安最近的奇聞怪事，與之都是那麼相似。
官僚主義具有幾個特征：
第壹，只對上級命令、紅頭文件負責，不會根據任何實際情況有變通。比如衛國戰爭中，蘇軍指揮官機械執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只要是莫斯科大本營沒有讓撤退就不退，導致很多時候都是讓戰士去送死，戰爭開始的最初半年，即有380萬人被德軍俘虜，其中最慘重的是基輔保衛戰，66萬人被俘，這是人類戰爭史上被俘軍隊最多的戰役，而這些人叁分之贰以上在戰俘營中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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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1. 這幾天西安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食物匱乏的問題。今天有個上熱搜的新聞，蓮湖區壹名男子為了尋找食物多次翻越小區圍牆，被志願者抓住，責令公開檢查道歉。人需要為覓食而苦惱，這種日子仿佛已經遠去，但瞬間就在壹個現代化大都會重演。
是西安的食物供應不充足嗎？這方面倒不存在問題。西安市政府叁番伍次保證，食品蔬菜供應充足，僅蔬菜每天就有1.3萬噸上新，還有2.5萬噸的應急儲備，按照西安有1000萬人計算，那麼每人的蔬菜供應量就達到1.3千克。由於糧食都是易運輸、易儲存的幹貨，供應更應不是問題。那麼西安人民為什麼吃不上飯，吃不上菜呢？
這是由於最嚴厲的封城令下，城市市場供應體系被暫時凍結所致。市民的日常供給回歸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制，由街道社區分發食物，這種配給制的缺點馬上就暴露出來：
第壹，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第贰，不能將供給與需求之間有效匹配，菜品供給很豐富，但是每家每戶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決。
所以，西安封城叁肆天後就出現了食物的絕對性短缺和結構性短缺。現在很多人懷念過去的計劃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萬惡之源，至少有伍成的老百姓是這麼認為的。西安封城這壹堂課再次告訴我們，如果消滅市場，只會導致生產力急劇滑坡，物資供應匱乏，即便是精確的大數據運算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尤其是壹個社會突然取消商品交易，而計劃配給制度尚沒有完善起來的時候，幾乎無壹例外會發生大面積饑荒，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發生過這種慘劇）。我們剛剛告別饑饉沒有多久，萬萬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2. 西安疫情雖然緊迫，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完全沒有必要采取如此嚴厲的“社會熔斷”，暫停幾乎所有商業活動。這種做法，其實把抗疫期間社會運轉的壹切責任和壓力都推給政府，而作為市場經濟中有限管理者的政府（雖然未必是完全意義上的），根本沒有能力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去完全承擔這些任務。
政府只要做到小區封閉，就可以做到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衛生學上講，這個控制力度已經可以基本遏制病毒擴散。與此同時，應該盡量允許可以通過外賣方式運營的商業繼續營業，只需要做到快遞人員的全面核酸檢測及與居民的零接觸即可規避疫情傳播風險。
這種做法，即做到科學防控，又可以利用市場的手段解決封城期間民眾需求，還可以盡量減少商家的損失，是壹種“叁贏”的模式，何必壹下子把社會打回石器時代呢？很多時候，為了預防危機所付出的代價，遠遠大於危機有可能造成的損失。
3. 西安抗疫的另壹個風險是社會被網格化、碎片化，這種模式很容易讓社會的種種機能都喪失殆盡，個體原子化，都處於無助狀態，而政府的服務職能又不能對社會每個角落實現全覆蓋，使得社會運轉處於隨時可能失控高風險狀態，20世紀很多慘劇都是這樣發生的。雖然這種模式可以作為短期抗疫應急之需，但絕對不是社會可以承受的常態化模式。這也是在西方很多國家，人民寧可忍受疫情帶來的風險，而不願意被過度限制自由的原因。
4. 西安封城反映的另壹個問題是官僚主義下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失靈。比如，某孕婦沒有核酸證明不能就醫，而導致大出血流產；某心髒病人，被各種醫院拒收，在拖延了8個小時後不治身亡；小區失火，由於大門被封閉，消防隊只好翻牆進去救援；為了實現市區清零目標，將疫情重災區西安航空學院的轉移到安康；以及“壹碼通”崩潰的問題。
最近讀蘇聯著名文學家格羅斯曼寫的《生存與命運》，這部小說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俄語文學作品，深刻揭露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各種僵化的官僚主義問題：老革命家的女兒葉妮亞到古比雪夫上戶口，這個城市明明有壹條以她父親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們只認圖章，非得讓她證明“你父親是你父親”，葉妮亞費盡周折也無法落戶，這也意味著領不到政府的配給面包；斯大林格勒有壹個步兵排被德軍包圍了，陷入饑餓，空軍奉命准備去用降落傘向他們空投食品，可是軍需處拒絕發放食品，原因是發貨單上沒有領貨人的簽字……西安最近的奇聞怪事，與之都是那麼相似。
官僚主義具有幾個特征：
第壹，只對上級命令、紅頭文件負責，不會根據任何實際情況有變通。比如衛國戰爭中，蘇軍指揮官機械執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只要是莫斯科大本營沒有讓撤退就不退，導致很多時候都是讓戰士去送死，戰爭開始的最初半年，即有380萬人被德軍俘虜，其中最慘重的是基輔保衛戰，66萬人被俘，這是人類戰爭史上被俘軍隊最多的戰役，而這些人叁分之贰以上在戰俘營中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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