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封城危机后的经济政治学问题
最近西安封城很热闹，不断地上热搜，西安的种种行为成为众矢之的。我觉得西安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大家关心的有没有人写日记的问题，而是这种社会危机处理方式，蕴含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这几天西安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食物匮乏的问题。今天有个上热搜的新闻，莲湖区一名男子为了寻找食物多次翻越小区围墙，被志愿者抓住，责令公开检查道歉。人需要为觅食而苦恼，这种日子仿佛已经远去，但瞬间就在一个现代化大都会重演。
是西安的食物供应不充足吗？这方面倒不存在问题。西安市政府三番五次保证，食品蔬菜供应充足，仅蔬菜每天就有1.3万吨上新，还有2.5万吨的应急储备，按照西安有1000万人计算，那么每人的蔬菜供应量就达到1.3千克。由于粮食都是易运输、易储存的干货，供应更应不是问题。那么西安人民为什么吃不上饭，吃不上菜呢？
这是由于最严厉的封城令下，城市市场供应体系被暂时冻结所致。市民的日常供给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由街道社区分发食物，这种配给制的缺点马上就暴露出来：
第一，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第二，不能将供给与需求之间有效匹配，菜品供给很丰富，但是每家每户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决。
所以，西安封城三四天后就出现了食物的绝对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现在很多人怀念过去的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至少有五成的老百姓是这么认为的。西安封城这一堂课再次告诉我们，如果消灭市场，只会导致生产力急剧滑坡，物资供应匮乏，即便是精确的大数据运算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个社会突然取消商品交易，而计划配给制度尚没有完善起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会发生大面积饥荒，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发生过这种惨剧）。我们刚刚告别饥馑没有多久，万万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2. 西安疫情虽然紧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社会熔断”，暂停几乎所有商业活动。这种做法，其实把抗疫期间社会运转的一切责任和压力都推给政府，而作为市场经济中有限管理者的政府（虽然未必是完全意义上的），根本没有能力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去完全承担这些任务。
政府只要做到小区封闭，就可以做到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卫生学上讲，这个控制力度已经可以基本遏制病毒扩散。与此同时，应该尽量允许可以通过外卖方式运营的商业继续营业，只需要做到快递人员的全面核酸检测及与居民的零接触即可规避疫情传播风险。
这种做法，即做到科学防控，又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封城期间民众需求，还可以尽量减少商家的损失，是一种“三赢”的模式，何必一下子把社会打回石器时代呢？很多时候，为了预防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危机有可能造成的损失。
3. 西安抗疫的另一个风险是社会被网格化、碎片化，这种模式很容易让社会的种种机能都丧失殆尽，个体原子化，都处于无助状态，而政府的服务职能又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现全覆盖，使得社会运转处于随时可能失控高风险状态，20世纪很多惨剧都是这样发生的。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作为短期抗疫应急之需，但绝对不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常态化模式。这也是在西方很多国家，人民宁可忍受疫情带来的风险，而不愿意被过度限制自由的原因。
4. 西安封城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僚主义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失灵。比如，某孕妇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就医，而导致大出血流产；某心脏病人，被各种医院拒收，在拖延了8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小区失火，由于大门被封闭，消防队只好翻墙进去救援；为了实现市区清零目标，将疫情重灾区西安航空学院的转移到安康；以及“一码通”崩溃的问题。
最近读苏联着名文学家格罗斯曼写的《生存与命运》，这部小说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各种僵化的官僚主义问题：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到古比雪夫上户口，这个城市明明有一条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非得让她证明“你父亲是你父亲”，叶妮亚费尽周折也无法落户，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斯大林格勒有一个步兵排被德军包围了，陷入饥饿，空军奉命准备去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拒绝发放食品，原因是发货单上没有领货人的签字……西安最近的奇闻怪事，与之都是那么相似。
官僚主义具有几个特征：
第一，只对上级命令、红头文件负责，不会根据任何实际情况有变通。比如卫国战争中，苏军指挥官机械执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只要是莫斯科大本营没有让撤退就不退，导致很多时候都是让战士去送死，战争开始的最初半年，即有380万人被德军俘虏，其中最惨重的是基辅保卫战，66万人被俘，这是人类战争史上被俘军队最多的战役，而这些人三分之二以上在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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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1. 这几天西安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食物匮乏的问题。今天有个上热搜的新闻，莲湖区一名男子为了寻找食物多次翻越小区围墙，被志愿者抓住，责令公开检查道歉。人需要为觅食而苦恼，这种日子仿佛已经远去，但瞬间就在一个现代化大都会重演。
是西安的食物供应不充足吗？这方面倒不存在问题。西安市政府三番五次保证，食品蔬菜供应充足，仅蔬菜每天就有1.3万吨上新，还有2.5万吨的应急储备，按照西安有1000万人计算，那么每人的蔬菜供应量就达到1.3千克。由于粮食都是易运输、易储存的干货，供应更应不是问题。那么西安人民为什么吃不上饭，吃不上菜呢？
这是由于最严厉的封城令下，城市市场供应体系被暂时冻结所致。市民的日常供给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由街道社区分发食物，这种配给制的缺点马上就暴露出来：
第一，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第二，不能将供给与需求之间有效匹配，菜品供给很丰富，但是每家每户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决。
所以，西安封城三四天后就出现了食物的绝对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现在很多人怀念过去的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至少有五成的老百姓是这么认为的。西安封城这一堂课再次告诉我们，如果消灭市场，只会导致生产力急剧滑坡，物资供应匮乏，即便是精确的大数据运算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个社会突然取消商品交易，而计划配给制度尚没有完善起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会发生大面积饥荒，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发生过这种惨剧）。我们刚刚告别饥馑没有多久，万万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2. 西安疫情虽然紧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社会熔断”，暂停几乎所有商业活动。这种做法，其实把抗疫期间社会运转的一切责任和压力都推给政府，而作为市场经济中有限管理者的政府（虽然未必是完全意义上的），根本没有能力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去完全承担这些任务。
政府只要做到小区封闭，就可以做到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卫生学上讲，这个控制力度已经可以基本遏制病毒扩散。与此同时，应该尽量允许可以通过外卖方式运营的商业继续营业，只需要做到快递人员的全面核酸检测及与居民的零接触即可规避疫情传播风险。
这种做法，即做到科学防控，又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封城期间民众需求，还可以尽量减少商家的损失，是一种“三赢”的模式，何必一下子把社会打回石器时代呢？很多时候，为了预防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危机有可能造成的损失。
3. 西安抗疫的另一个风险是社会被网格化、碎片化，这种模式很容易让社会的种种机能都丧失殆尽，个体原子化，都处于无助状态，而政府的服务职能又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现全覆盖，使得社会运转处于随时可能失控高风险状态，20世纪很多惨剧都是这样发生的。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作为短期抗疫应急之需，但绝对不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常态化模式。这也是在西方很多国家，人民宁可忍受疫情带来的风险，而不愿意被过度限制自由的原因。
4. 西安封城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僚主义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失灵。比如，某孕妇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就医，而导致大出血流产；某心脏病人，被各种医院拒收，在拖延了8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小区失火，由于大门被封闭，消防队只好翻墙进去救援；为了实现市区清零目标，将疫情重灾区西安航空学院的转移到安康；以及“一码通”崩溃的问题。
最近读苏联着名文学家格罗斯曼写的《生存与命运》，这部小说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各种僵化的官僚主义问题：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到古比雪夫上户口，这个城市明明有一条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非得让她证明“你父亲是你父亲”，叶妮亚费尽周折也无法落户，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斯大林格勒有一个步兵排被德军包围了，陷入饥饿，空军奉命准备去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拒绝发放食品，原因是发货单上没有领货人的签字……西安最近的奇闻怪事，与之都是那么相似。
官僚主义具有几个特征：
第一，只对上级命令、红头文件负责，不会根据任何实际情况有变通。比如卫国战争中，苏军指挥官机械执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只要是莫斯科大本营没有让撤退就不退，导致很多时候都是让战士去送死，战争开始的最初半年，即有380万人被德军俘虏，其中最惨重的是基辅保卫战，66万人被俘，这是人类战争史上被俘军队最多的战役，而这些人三分之二以上在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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