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離婚冷靜期壹周年:預約難求離婚難
“冷靜期也要分情況處理”
2022年1月2日，離婚冷靜期實施壹周年之際，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眾號轉發了壹篇題為《不能僅以“出軌”為理由，請求離婚》的文章，雖然事後刪除，但已引發強烈爭議。
文章指出：出軌，但是沒有長期、穩定的共同居住，就不能認定為同居行為，不能作為要求離婚損害賠償和起訴離婚理由等。此外文章中還解讀稱相關法律的趨勢為——防止輕率離婚。
此文再次引發公眾對現行婚姻法律以及離婚冷靜期等熱點話題的關注。
202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規定，民政部對婚姻登記程序進行調整，在離婚程序中增加冷靜期。
新調整後的離婚登記程序包括申請、受理、冷靜期、審查、登記（發證）等。
壹年過去，離婚冷靜期已經開始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效力。
通過對離婚冷靜期各環節相關人員的采訪，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厘清壹年來冷靜期的影響方式和效力范圍。當離婚自由在我國已經深植民眾觀念數拾年後，離婚冷靜期將如何影響此後國人的離婚進程？
從民政局到法院
《民法典》第壹千零柒拾柒條中對離婚冷靜期做如下定義：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叁拾日內，任何壹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前款規定期限屆滿後叁拾日內，雙方應當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發給離婚證；未申請的，視為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加設冷靜期後，協議離婚轉向訴訟離婚的趨勢幾乎是受訪者們共同的感受。
“叁步走”是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杜芹所在律所此前為顧客提供服務的步驟：先個人協商，無法達成再找律師代理協商，仍無法達成壹致才進行訴訟離婚。
“當事人今年通常選擇直接（到法院）起訴。”杜芹認為，離婚冷靜期對當事人心理是有影響的。壹些當事人早期曾計劃協議離婚，但冷靜期的不確定性因素導致他們認為與其花費壹至兩月進行等待，還不如用法院的訴前調解時間來沖抵協議離婚的“冷靜”時間。
據澎湃新聞發布，離婚冷靜期實施壹周年之際，肆川省資陽市安岳縣人民法院公布了《安岳法院反映離婚冷靜期制度實施以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稱，離婚冷靜期對家事審判的影響逐漸顯現，該制度影響到協議離婚的便捷性，部分當事人為了規避冷靜期，直接向法院起訴離婚，致使訴訟離婚數量顯著增多。
文中披露，2021年1至11月，安岳法院共受理離婚案件1163件，已高於前叁年全年平均受案數1033.67件。
前法官、現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逢春同樣感受到了協議離婚轉向訴訟離婚的“流向”。
“大量曾經在民政局當天辦手續就能解決的，現在要先等壹個月，案件全都湧入法院。”張逢春認為，離婚冷靜期的影響首先會體現在當事人和法院身上，對當事人來說，需要不確定的等待時間；對法院來說，則來自於案件壓力和人員壓力。
她認為在北京等超大城市，離婚冷靜期對基層法院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但希望通過訴前調解來抵消冷靜期時間的可行性存疑。
杜芹同樣認為，訴前調解並不壹定會比離婚冷靜期用時短。以杜芹工作的深圳市為例，從立案、去法院遞交材料、法院送達排期、法院分配調解員、調解員聯系當事雙方進行調解，到出具調解書，時間算下來也兩個月。
“現在我們得壹到兩個月才知道法官是誰，兩到叁個月才能得知第壹次開庭時間。”北京家理律師事務所律師易軼透露，案多人少，離婚案件的訴訟周期普遍延長。
她介紹，目前婚姻家事類案件壹審從立案開始，法院壹般會先給壹個月的調解期，調解不成才會轉到審判程序。從程序流程來看，上交材料到立案的時間基本為壹個月，再到分法官、審判員又近壹個月，“有的8月立案，12月才開庭。這也側面反映出法院現在案子的確比較多。”
法院審理的節奏明顯被撥快。
此前疫情期間的案件積壓和離婚冷靜期後的新案子讓法院的案件激增。曾有法官告訴易軼，她如果上午9點安排壹個庭審，10點半會再安排壹個庭審；易軼會在晚上10點接到法官的電話，告知她明天的庭審取消，或在周末收到法官的郵件；嚴格的疫情防控讓部分庭審改為線上，但對復雜冗長的家事案件來說，效果大多不盡如人意。
“隱形冷靜期”
兩種離婚方式的法律差別或許是行外人的認知盲區。
張逢春介紹，協議離婚中，雙方當事人在民政局進行備案即可，但進入訴訟程序後，法院出具的調解書必須具備合法性——即財產經審查是合法的。
她解釋，法院的審理需要證明財產的來源和正當性。若有房產等登記在案外人名下，想要證明此為夫妻共同財產，則需要向法院提供充分相關證明，否則無法寫入法院的調解程序。
“也就是說不能像以前壹樣簡單處理財產。牽涉到案外人，甚至需要另案處理。”張逢春說。
而訴訟離婚的“隱形”冷靜期或許更為漫長。張逢春介紹，訴訟離婚其實也存在“冷靜期”。第壹次申請訴訟離婚，法官若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夫妻感情破裂，則大概率會駁回當事雙方請求，並給出6個月的修復期。6個月後方可提起第贰次起訴，這是訴訟離婚中壹直存續的規定。
在此前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的《“加碼”的離婚冷靜期》壹文中，易軼曾介紹，在我國的離婚訴訟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標准沒有外在形式的判斷標准，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訴訟離婚存在“隱形冷靜期”。
201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專題會議曾研究部署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要充分發揮家事審判職能作用，維護家庭和諧，妥善化解家事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壹年中，離婚預約號“壹號難求”。
多位受訪者均表示，北京、深圳等地的預約號排期非常緊俏，甚至有當事人委托律師操辦此事。
杜芹明確拒絕，她認為雖然離婚預約存在困難，但是應該按照自然狀態，“今天約不上就明天再約。”
在安岳法院的《建議》壹文中提到，家事審判和審限制度存在矛盾，離婚案件注重情感修復，與審限制度追求效率的原則有沖突。而離婚冷靜期和配套制度增加的審理天數，造成了隱形超審限，容易形成對法官工作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負面評價。
婚戀、家庭矛盾是引發命案的重要原因
家暴是離婚過程中的另壹變數。
安岳法院在《建議》中提出了對離婚“冷靜期”變“危險期”的擔憂。
其中包括，冷靜期對被家暴者不利，受害方不知也不願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冷靜期內壹方可能惡意制造夫妻共同債務，《民法典》中日常家事代理權適用規則還需完善。
“婚姻家庭關系具有封閉性、私密性，雙方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容易走極端。”張逢春認為，家庭暴力和惡性案件在離婚訴訟中是壹直存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僅僅因為離婚冷靜期的設置。
她透露，從她過去的法官工作經歷來看，只要證據完備，大部分法院都會開具人身保護令。但從她接觸的涉家暴類離婚案件來看，雖然《反家暴法》實施至今，但人身保護令的使用和實際效果對於很多人來說仍然是未知的，如果當地社區和派出所沒有有效的配合和介入，則人身保護令就是法院的裁定而已。
多位受訪者均建議涉家暴類離婚案件不要試圖采用協議離婚的方式解決。
張逢春表示，司法實踐中，被施暴方容易為了盡早擺脫婚姻關系，而對財產、權利等離婚條件作出妥協。
“據我了解，在深圳，出現家暴還要苦等壹到兩個月冷靜期應該是很少的。”杜芹介紹，同類案件的處理與地區法治普及相關。深圳對家暴類案件的宣傳較為到位，對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條件不甚苛刻，“另外，我覺得家暴是壹種行為模式，離不離婚都是存在的。不能直接說是因為這個制度（離婚冷靜期）本身造成的。”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高蕾介紹，涉家暴類案件壹般都通過訴訟解決，根本無法通過協議解決，不存在冷靜期的影響。她表示，惡性案件就算沒有冷靜期，當事雙方妥善處理的概率也比較低。惡性案件和離婚程序的設置沒有任何關系。
“冷靜期反而會讓關系已經破裂、緊張的夫妻從心態和身份轉化上各退壹步，從劍拔弩張的關系回歸到理性狀態。”高蕾說。
易軼則認為，需要對離婚程序中的家暴類離婚案件保持警惕。
據現代快報報道，2021年11月30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通報命案辦理和防控工作情況。2020年，婚戀、家庭矛盾是引發命案的重要原因，引發的命案占比約65%，個別地區占比高達80%。
安岳法院在《建議》中提出，應完善離婚冷靜期反家暴制度，對於存在家暴行為的訴訟離婚，可適當縮短、提前結束或免除冷靜期。
離婚緩沖帶
各地陸續發布的數據展示了冷靜期的成果。
據齊魯晚報報道，2021年1月至11月，濟南辦理離婚登記的人數為17271對，去年同期的人數為25308對，同比減少8037對。
2021年12月31日，上游新聞報道，2021年重慶市共有72363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相較於2020年的129687對，降幅達到了44%。
“很多人還真就被冷靜期給搞‘冷靜’了，然後就不去嘗試了。”杜芹透露，在受理的咨詢案例中，壹些當事人想要對家庭財產和意外情況做規劃，屬於“可離可不離”人群，但是因為離婚冷靜期增設了難度，所以他們表示不會輕易嘗試離婚，“他們會更加安心生活，我覺得還是挺有意義的。”
高蕾介紹了離婚冷靜期的正向意義。她認為離婚冷靜期制止了“頭天吵架，第贰天離婚”的沖動人群，設置了緩沖帶，讓他們更加理性思考關於孩子和財產的安排。
針對離婚率和沖動離婚比例，作家蔣勝男曾在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引用《2016年中國婚戀調查報告》等相關調查認為，閃婚閃離、草率結婚離婚的人不足5%，絕大多數人對於離婚還是理性的，不應該讓大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沖動“買單”。
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西影路法庭庭長郭天魯則早早開始在自己的工作范圍內試行離婚冷靜期，積累成功經驗。
他介紹，自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進壹步深化家事審判改革的意見》後，郭天魯所在法院已經在審理離婚案件中可以設置不超過叁個月的冷靜期。
其中，法院民事案件壹審審理時限是6個月，簡易程序為3個月，設置冷靜期雖然可以不計入審限，但是會拉長整體的民事案件審理。
在此背景下，郭天魯對離婚冷靜期進行了變通。若認為當事雙方有和好的可能性，或為沖動離婚，則給半月至壹月的冷靜期，雙方進行交流，法院再組織調解。
“標准的離婚案件僅僅占到了60%~70%，另外40%是有家暴的。家暴嚴重我們是不敢給冷靜期的。”郭天魯強調，離婚冷靜期要分案件、分情況使用，如果矛盾尖銳，法院應該先尊重當事人的意見，並適當給予緩沖機會。但若此類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嚴重的，他擔心造成矛盾升級。
郭天魯介紹，對於訴訟離婚的冷靜期中，除了安排人民陪審員跟進調解外，若發現冷靜期期間雙方矛盾激化，壹方態度堅決，則會在提前取消冷靜期、恢復審理的時候快速判離。
“涉及到家暴案件，我們是速戰速決的，不然受家暴的壹方是很悲慘的。”郭天魯介紹，家暴類離婚案件中，很多受害者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法庭上說到對方名字的時候會渾身發抖、臉色蒼白，“這種情況是很多的，就像看到了魔鬼，這種情況我們盡快處理。”
此外，利用離婚冷靜期轉移財產的行為也讓他警惕。此前，壹個離婚案件的被告人稱想請求法院延期開庭，和妻子進行溝通，後來郭天魯發現他在借延期開庭的時間轉移財產，“這對對方非常不公平，所以冷靜期也要分情況處理。”
各環節的壓力是層層遞進的。離婚當事人先“冷靜”，律師的案子推不動，法官的案子“堆如山”。
郭天魯表達了法官們普遍面臨的案件審理壓力。他透露，普通法官如今壹年要審理500件以上的案件。
壹位北京的家事法庭法官則告訴易軼，今年她手裡的案件有400件左右。而在往年，婚姻家事法官壹年審理的案件約為200件。
“再這麼下去別的不說，法院都得先散攤兒了。”曾經的家事法官張逢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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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2022年1月2日，離婚冷靜期實施壹周年之際，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眾號轉發了壹篇題為《不能僅以“出軌”為理由，請求離婚》的文章，雖然事後刪除，但已引發強烈爭議。
文章指出：出軌，但是沒有長期、穩定的共同居住，就不能認定為同居行為，不能作為要求離婚損害賠償和起訴離婚理由等。此外文章中還解讀稱相關法律的趨勢為——防止輕率離婚。
此文再次引發公眾對現行婚姻法律以及離婚冷靜期等熱點話題的關注。
202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規定，民政部對婚姻登記程序進行調整，在離婚程序中增加冷靜期。
新調整後的離婚登記程序包括申請、受理、冷靜期、審查、登記（發證）等。
壹年過去，離婚冷靜期已經開始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效力。
通過對離婚冷靜期各環節相關人員的采訪，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厘清壹年來冷靜期的影響方式和效力范圍。當離婚自由在我國已經深植民眾觀念數拾年後，離婚冷靜期將如何影響此後國人的離婚進程？
從民政局到法院
《民法典》第壹千零柒拾柒條中對離婚冷靜期做如下定義：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叁拾日內，任何壹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前款規定期限屆滿後叁拾日內，雙方應當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發給離婚證；未申請的，視為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加設冷靜期後，協議離婚轉向訴訟離婚的趨勢幾乎是受訪者們共同的感受。
“叁步走”是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杜芹所在律所此前為顧客提供服務的步驟：先個人協商，無法達成再找律師代理協商，仍無法達成壹致才進行訴訟離婚。
“當事人今年通常選擇直接（到法院）起訴。”杜芹認為，離婚冷靜期對當事人心理是有影響的。壹些當事人早期曾計劃協議離婚，但冷靜期的不確定性因素導致他們認為與其花費壹至兩月進行等待，還不如用法院的訴前調解時間來沖抵協議離婚的“冷靜”時間。
據澎湃新聞發布，離婚冷靜期實施壹周年之際，肆川省資陽市安岳縣人民法院公布了《安岳法院反映離婚冷靜期制度實施以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稱，離婚冷靜期對家事審判的影響逐漸顯現，該制度影響到協議離婚的便捷性，部分當事人為了規避冷靜期，直接向法院起訴離婚，致使訴訟離婚數量顯著增多。
文中披露，2021年1至11月，安岳法院共受理離婚案件1163件，已高於前叁年全年平均受案數1033.67件。
前法官、現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逢春同樣感受到了協議離婚轉向訴訟離婚的“流向”。
“大量曾經在民政局當天辦手續就能解決的，現在要先等壹個月，案件全都湧入法院。”張逢春認為，離婚冷靜期的影響首先會體現在當事人和法院身上，對當事人來說，需要不確定的等待時間；對法院來說，則來自於案件壓力和人員壓力。
她認為在北京等超大城市，離婚冷靜期對基層法院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但希望通過訴前調解來抵消冷靜期時間的可行性存疑。
杜芹同樣認為，訴前調解並不壹定會比離婚冷靜期用時短。以杜芹工作的深圳市為例，從立案、去法院遞交材料、法院送達排期、法院分配調解員、調解員聯系當事雙方進行調解，到出具調解書，時間算下來也兩個月。
“現在我們得壹到兩個月才知道法官是誰，兩到叁個月才能得知第壹次開庭時間。”北京家理律師事務所律師易軼透露，案多人少，離婚案件的訴訟周期普遍延長。
她介紹，目前婚姻家事類案件壹審從立案開始，法院壹般會先給壹個月的調解期，調解不成才會轉到審判程序。從程序流程來看，上交材料到立案的時間基本為壹個月，再到分法官、審判員又近壹個月，“有的8月立案，12月才開庭。這也側面反映出法院現在案子的確比較多。”
法院審理的節奏明顯被撥快。
此前疫情期間的案件積壓和離婚冷靜期後的新案子讓法院的案件激增。曾有法官告訴易軼，她如果上午9點安排壹個庭審，10點半會再安排壹個庭審；易軼會在晚上10點接到法官的電話，告知她明天的庭審取消，或在周末收到法官的郵件；嚴格的疫情防控讓部分庭審改為線上，但對復雜冗長的家事案件來說，效果大多不盡如人意。
“隱形冷靜期”
兩種離婚方式的法律差別或許是行外人的認知盲區。
張逢春介紹，協議離婚中，雙方當事人在民政局進行備案即可，但進入訴訟程序後，法院出具的調解書必須具備合法性——即財產經審查是合法的。
她解釋，法院的審理需要證明財產的來源和正當性。若有房產等登記在案外人名下，想要證明此為夫妻共同財產，則需要向法院提供充分相關證明，否則無法寫入法院的調解程序。
“也就是說不能像以前壹樣簡單處理財產。牽涉到案外人，甚至需要另案處理。”張逢春說。
而訴訟離婚的“隱形”冷靜期或許更為漫長。張逢春介紹，訴訟離婚其實也存在“冷靜期”。第壹次申請訴訟離婚，法官若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夫妻感情破裂，則大概率會駁回當事雙方請求，並給出6個月的修復期。6個月後方可提起第贰次起訴，這是訴訟離婚中壹直存續的規定。
在此前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的《“加碼”的離婚冷靜期》壹文中，易軼曾介紹，在我國的離婚訴訟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標准沒有外在形式的判斷標准，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訴訟離婚存在“隱形冷靜期”。
201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專題會議曾研究部署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要充分發揮家事審判職能作用，維護家庭和諧，妥善化解家事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壹年中，離婚預約號“壹號難求”。
多位受訪者均表示，北京、深圳等地的預約號排期非常緊俏，甚至有當事人委托律師操辦此事。
杜芹明確拒絕，她認為雖然離婚預約存在困難，但是應該按照自然狀態，“今天約不上就明天再約。”
在安岳法院的《建議》壹文中提到，家事審判和審限制度存在矛盾，離婚案件注重情感修復，與審限制度追求效率的原則有沖突。而離婚冷靜期和配套制度增加的審理天數，造成了隱形超審限，容易形成對法官工作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負面評價。
婚戀、家庭矛盾是引發命案的重要原因
家暴是離婚過程中的另壹變數。
安岳法院在《建議》中提出了對離婚“冷靜期”變“危險期”的擔憂。
其中包括，冷靜期對被家暴者不利，受害方不知也不願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冷靜期內壹方可能惡意制造夫妻共同債務，《民法典》中日常家事代理權適用規則還需完善。
“婚姻家庭關系具有封閉性、私密性，雙方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容易走極端。”張逢春認為，家庭暴力和惡性案件在離婚訴訟中是壹直存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僅僅因為離婚冷靜期的設置。
她透露，從她過去的法官工作經歷來看，只要證據完備，大部分法院都會開具人身保護令。但從她接觸的涉家暴類離婚案件來看，雖然《反家暴法》實施至今，但人身保護令的使用和實際效果對於很多人來說仍然是未知的，如果當地社區和派出所沒有有效的配合和介入，則人身保護令就是法院的裁定而已。
多位受訪者均建議涉家暴類離婚案件不要試圖采用協議離婚的方式解決。
張逢春表示，司法實踐中，被施暴方容易為了盡早擺脫婚姻關系，而對財產、權利等離婚條件作出妥協。
“據我了解，在深圳，出現家暴還要苦等壹到兩個月冷靜期應該是很少的。”杜芹介紹，同類案件的處理與地區法治普及相關。深圳對家暴類案件的宣傳較為到位，對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條件不甚苛刻，“另外，我覺得家暴是壹種行為模式，離不離婚都是存在的。不能直接說是因為這個制度（離婚冷靜期）本身造成的。”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高蕾介紹，涉家暴類案件壹般都通過訴訟解決，根本無法通過協議解決，不存在冷靜期的影響。她表示，惡性案件就算沒有冷靜期，當事雙方妥善處理的概率也比較低。惡性案件和離婚程序的設置沒有任何關系。
“冷靜期反而會讓關系已經破裂、緊張的夫妻從心態和身份轉化上各退壹步，從劍拔弩張的關系回歸到理性狀態。”高蕾說。
易軼則認為，需要對離婚程序中的家暴類離婚案件保持警惕。
據現代快報報道，2021年11月30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通報命案辦理和防控工作情況。2020年，婚戀、家庭矛盾是引發命案的重要原因，引發的命案占比約65%，個別地區占比高達80%。
安岳法院在《建議》中提出，應完善離婚冷靜期反家暴制度，對於存在家暴行為的訴訟離婚，可適當縮短、提前結束或免除冷靜期。
離婚緩沖帶
各地陸續發布的數據展示了冷靜期的成果。
據齊魯晚報報道，2021年1月至11月，濟南辦理離婚登記的人數為17271對，去年同期的人數為25308對，同比減少8037對。
2021年12月31日，上游新聞報道，2021年重慶市共有72363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相較於2020年的129687對，降幅達到了44%。
“很多人還真就被冷靜期給搞‘冷靜’了，然後就不去嘗試了。”杜芹透露，在受理的咨詢案例中，壹些當事人想要對家庭財產和意外情況做規劃，屬於“可離可不離”人群，但是因為離婚冷靜期增設了難度，所以他們表示不會輕易嘗試離婚，“他們會更加安心生活，我覺得還是挺有意義的。”
高蕾介紹了離婚冷靜期的正向意義。她認為離婚冷靜期制止了“頭天吵架，第贰天離婚”的沖動人群，設置了緩沖帶，讓他們更加理性思考關於孩子和財產的安排。
針對離婚率和沖動離婚比例，作家蔣勝男曾在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引用《2016年中國婚戀調查報告》等相關調查認為，閃婚閃離、草率結婚離婚的人不足5%，絕大多數人對於離婚還是理性的，不應該讓大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沖動“買單”。
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西影路法庭庭長郭天魯則早早開始在自己的工作范圍內試行離婚冷靜期，積累成功經驗。
他介紹，自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進壹步深化家事審判改革的意見》後，郭天魯所在法院已經在審理離婚案件中可以設置不超過叁個月的冷靜期。
其中，法院民事案件壹審審理時限是6個月，簡易程序為3個月，設置冷靜期雖然可以不計入審限，但是會拉長整體的民事案件審理。
在此背景下，郭天魯對離婚冷靜期進行了變通。若認為當事雙方有和好的可能性，或為沖動離婚，則給半月至壹月的冷靜期，雙方進行交流，法院再組織調解。
“標准的離婚案件僅僅占到了60%~70%，另外40%是有家暴的。家暴嚴重我們是不敢給冷靜期的。”郭天魯強調，離婚冷靜期要分案件、分情況使用，如果矛盾尖銳，法院應該先尊重當事人的意見，並適當給予緩沖機會。但若此類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嚴重的，他擔心造成矛盾升級。
郭天魯介紹，對於訴訟離婚的冷靜期中，除了安排人民陪審員跟進調解外，若發現冷靜期期間雙方矛盾激化，壹方態度堅決，則會在提前取消冷靜期、恢復審理的時候快速判離。
“涉及到家暴案件，我們是速戰速決的，不然受家暴的壹方是很悲慘的。”郭天魯介紹，家暴類離婚案件中，很多受害者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法庭上說到對方名字的時候會渾身發抖、臉色蒼白，“這種情況是很多的，就像看到了魔鬼，這種情況我們盡快處理。”
此外，利用離婚冷靜期轉移財產的行為也讓他警惕。此前，壹個離婚案件的被告人稱想請求法院延期開庭，和妻子進行溝通，後來郭天魯發現他在借延期開庭的時間轉移財產，“這對對方非常不公平，所以冷靜期也要分情況處理。”
各環節的壓力是層層遞進的。離婚當事人先“冷靜”，律師的案子推不動，法官的案子“堆如山”。
郭天魯表達了法官們普遍面臨的案件審理壓力。他透露，普通法官如今壹年要審理500件以上的案件。
壹位北京的家事法庭法官則告訴易軼，今年她手裡的案件有400件左右。而在往年，婚姻家事法官壹年審理的案件約為200件。
“再這麼下去別的不說，法院都得先散攤兒了。”曾經的家事法官張逢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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