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 地理老师发现座比故宫还早的古寺
当地一群文物爱好者建了一个微信群，叫“上党营造社”，上党是秦代晋东南的古称。2017年，群友张波往群里扔进一则新闻，说高平北诗镇正在搞街道改造，那里有座元代民居门楼可能保不住。张建军和“斯飞”小组成员立马发朋友圈呼吁，当晚，事情就受到上级文物部门关注。第二天，他赶过去看，发现门楼安然无恙，附近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群小人物也能引起官方注意。
全国“三普”结束后，他找来一本晋城“三普”图录偶尔翻看，竟发现好几处断代错误。他反映之后，其中几处后来被评为省保。“‘三普’只是打了个基础，肯定要逐步修订完善。”李琳说，“这时候，张建军老师这样的民间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张波告诉张建军，他还知道一处早期建筑，叫圆融寺，但忘记在哪个村了。这个名字从此刻在了张建军脑子里。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圆融寺照片，提到了具体位置，才终于找到。
张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从事环保工作。他从小也是个文物爱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门主导的“三普”调查结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组织了一次古建筑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结束的张波作为志愿者，主动参与了调查，他在一堆拍回来的照片中，认出圆融寺梁架结构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区也有民间文保群体，晋东南的群体不算大，但却是最出成绩的。”居住在大连的古建爱好者、画家连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寻访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认为晋东南这批文保爱好者知识扎实，不是泛泛的热爱（电视剧），“所以才有这次抢救性的发现，填补了文物部门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涛觉得，圆融寺的发现，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前一半：民间人士发现，报告政府，政府核实后，学术力量介入。如果接着能够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进行修缮，让文物价值固化下来，就完成了后一半，成为一个理想的文保模式。“这是个特别幸运的事儿。”徐怡涛说。
2000年前后，徐怡涛为了写博士论文《长治、晋城地区的五代、宋、金寺庙建筑》，在晋东南考察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与李琳结识，为高平的多处文物保护提供了学术支持。
（圆融寺四面方正的四椽栿是宋代典型做法，上方原木形状的梁是金代做法。摄影/李强）
“关于年代我们说了别人也不信啊，还得靠专家，说话分量马上就不一样了。”李琳回忆，近十年来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显提升，“以前我们叫专家，专家稀罕你吗？现在，我们跟民间、学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得到一个信息马上就行动起来。”
张建军也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在晋城下辖的几乎每个县都发现过早期文物。渐渐地，微信朋友圈里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门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有时，他在论坛上发布了一则新发现，几个月后，那处古建就配备了专人保护。发现一座早期建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们会被定为更高级别的文保单位，及时获得修缮经费，从而避免在默默无闻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涛看到，民间人士的工作方法对文物保护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为应对舆情而紧急修缮，造成不当修缮，这些年来，晋东南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提醒道，“无论民间、媒体还是政府，一旦促成突击式的古建修缮，对文物历史价值而言，都是危险而有害的。”
他认为问题有更深层的根源。“我们的国保评定体系不完全是以价值为中心的，掺杂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属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区平衡等等。”在申报第七批国保时，他帮助长治市长子县编制了27处宋金元时期的木构建筑申报材料，但大部分没有入选，甚至如西上坊成汤庙这样有金代纪年题记、碑刻的大殿都没入选。在别的省份早就被视为宝贝的早期建筑，在山西，很多却因为数量太多而泯然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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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普”结束后，他找来一本晋城“三普”图录偶尔翻看，竟发现好几处断代错误。他反映之后，其中几处后来被评为省保。“‘三普’只是打了个基础，肯定要逐步修订完善。”李琳说，“这时候，张建军老师这样的民间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张波告诉张建军，他还知道一处早期建筑，叫圆融寺，但忘记在哪个村了。这个名字从此刻在了张建军脑子里。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圆融寺照片，提到了具体位置，才终于找到。
张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从事环保工作。他从小也是个文物爱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门主导的“三普”调查结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组织了一次古建筑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结束的张波作为志愿者，主动参与了调查，他在一堆拍回来的照片中，认出圆融寺梁架结构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区也有民间文保群体，晋东南的群体不算大，但却是最出成绩的。”居住在大连的古建爱好者、画家连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寻访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认为晋东南这批文保爱好者知识扎实，不是泛泛的热爱（电视剧），“所以才有这次抢救性的发现，填补了文物部门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涛觉得，圆融寺的发现，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前一半：民间人士发现，报告政府，政府核实后，学术力量介入。如果接着能够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进行修缮，让文物价值固化下来，就完成了后一半，成为一个理想的文保模式。“这是个特别幸运的事儿。”徐怡涛说。
2000年前后，徐怡涛为了写博士论文《长治、晋城地区的五代、宋、金寺庙建筑》，在晋东南考察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与李琳结识，为高平的多处文物保护提供了学术支持。
（圆融寺四面方正的四椽栿是宋代典型做法，上方原木形状的梁是金代做法。摄影/李强）
“关于年代我们说了别人也不信啊，还得靠专家，说话分量马上就不一样了。”李琳回忆，近十年来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显提升，“以前我们叫专家，专家稀罕你吗？现在，我们跟民间、学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得到一个信息马上就行动起来。”
张建军也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在晋城下辖的几乎每个县都发现过早期文物。渐渐地，微信朋友圈里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门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有时，他在论坛上发布了一则新发现，几个月后，那处古建就配备了专人保护。发现一座早期建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们会被定为更高级别的文保单位，及时获得修缮经费，从而避免在默默无闻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涛看到，民间人士的工作方法对文物保护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为应对舆情而紧急修缮，造成不当修缮，这些年来，晋东南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提醒道，“无论民间、媒体还是政府，一旦促成突击式的古建修缮，对文物历史价值而言，都是危险而有害的。”
他认为问题有更深层的根源。“我们的国保评定体系不完全是以价值为中心的，掺杂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属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区平衡等等。”在申报第七批国保时，他帮助长治市长子县编制了27处宋金元时期的木构建筑申报材料，但大部分没有入选，甚至如西上坊成汤庙这样有金代纪年题记、碑刻的大殿都没入选。在别的省份早就被视为宝贝的早期建筑，在山西，很多却因为数量太多而泯然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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