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 地理老师发现座比故宫还早的古寺
最先注意到春秋楼倒塌的是村民孟红胜,他家紧邻圆融寺西侧已有30多年。他家1999年盖新房时后殿还耸立着,出于对古庙的敬畏,新房高度不敢超过后殿。他对年代的记忆很含混,模糊地记得后殿塌于十几年前,春秋楼的屋顶则是近两三年才垮的。作为最近的邻居,圆融寺正门的钥匙由村委会委托保管在他手里。

(村民孟红胜将圆融寺后殿的屋顶螭吻藏在墙洞中十几年。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上世纪90年代,孟红胜的父亲在门殿开了个磨坊,放进机器加工粮食,最近至少十几年再也没有使用过。说着,他想起一件事,拐到一个墙洞前,把洞口的砖块一个个搬下来,露出一个篮球大小琉璃(电视剧)螭吻(屋脊两端的神兽饰物)。十几年前,他在后殿的瓦堆里捡出来的,怕被人拿走,就藏在墙洞里。“不知道有没有用?”他问来访者。
圆融寺被埋没,与其所在的地区息息相关。山西是中国古建保存最密集的省份,晋东南是山西古建最密集的地区,而高平是晋城古建最密集的县级市。高平市古建密度之大,全国罕见,不可移动文物目前有1574处登记在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7处。高平一市宋金时期的木构古建筑,超过长江以南同时代建筑的总和。
这个市的文物普查因而格外艰难。十多年前进行“三普”调查时,按李琳的话说,有时候车都没有,普查员靠走路在村里到处问。“当时文物部门专业人才缺乏,好多人都不认识古建,普查员很多是退伍军人。”李琳说,“圆融寺能登记进‘三普’名录已经很不错了。”他还说,有时普查员看到早期建筑都“不敢写”,因为当时文保力量欠缺,被人知道珍贵反而会招来木构件盗贼。
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文物网格员会对圆融寺进行日常巡查。村里配备了文物保护员和文物网格员,其中保护员主要负责国保单位,网格员负责其他文物,包括圆融寺。文物网格员每年补贴经费3600元,由晋城、高平两级政府分别负担30%和70%。
修缮宜缓不宜急
2021年12月14日,张建军第二次进入圆融寺门殿,不停地用相机拍摄着木构件的细部。“你看这个栌斗,下面弯出来一点,像铁轨的截面,这是宋代的典型做法。再看这个,弧度比较小,直直的,就是金代的。”
圆融寺现存的形制是一进院落。进门后最先看到的是门殿,结构基本完好。与门殿隔着院子相对的是后殿,也是规模最大的正殿,已经坍塌。后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朵殿,都已部分坍塌,其中东朵殿就是春秋楼,清乾隆时扩建。朵殿与门殿之间,连接着东西配殿,东配殿尚在,西配殿已不存在。
他分析得很准确,栌斗也是徐怡涛断代最重要的证据之一。门殿里的八个栌斗,六个是宋代中后期形制,两个是金代形制,说明金代重修时替换了两个。另外,学名四椽栿的两条主梁,被切削成四四方方的形状,这也是北宋常见的做法,金代以后基本都维持原木的形状。
这些细微之处,是为古建筑断代的密码。北大(专题)团队判断,圆融寺门殿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檐下斗拱被全部更换,但保留了部分宋代构架。明清重修时,全面更换了屋顶瓦作,屋顶形式也由繁复的歇山式改为比较简单的悬山式。徐怡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建断代的证据,是使用形制、尺度、文献、材料和碳十四测年等交叉互证。2021年10月份从高平回来后,实验室的树种检测已经出了结果,圆融寺使用的材料包括榆木、松木、杨木等,树种检测与形制断代也互相印证。
圆融寺里保存的三块石碑,也为探究其身世提供了线索。三块石碑都明确刻着圆融寺的名字,在“三普”时却被普查员漏掉了。其中一块1911年立的石碑提到,“中统三年(1262年)”已有关于圆融寺的记载。“中统”是元代建立之前大蒙古国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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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孟红胜将圆融寺后殿的屋顶螭吻藏在墙洞中十几年。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上世纪90年代,孟红胜的父亲在门殿开了个磨坊,放进机器加工粮食,最近至少十几年再也没有使用过。说着,他想起一件事,拐到一个墙洞前,把洞口的砖块一个个搬下来,露出一个篮球大小琉璃(电视剧)螭吻(屋脊两端的神兽饰物)。十几年前,他在后殿的瓦堆里捡出来的,怕被人拿走,就藏在墙洞里。“不知道有没有用?”他问来访者。
圆融寺被埋没,与其所在的地区息息相关。山西是中国古建保存最密集的省份,晋东南是山西古建最密集的地区,而高平是晋城古建最密集的县级市。高平市古建密度之大,全国罕见,不可移动文物目前有1574处登记在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7处。高平一市宋金时期的木构古建筑,超过长江以南同时代建筑的总和。
这个市的文物普查因而格外艰难。十多年前进行“三普”调查时,按李琳的话说,有时候车都没有,普查员靠走路在村里到处问。“当时文物部门专业人才缺乏,好多人都不认识古建,普查员很多是退伍军人。”李琳说,“圆融寺能登记进‘三普’名录已经很不错了。”他还说,有时普查员看到早期建筑都“不敢写”,因为当时文保力量欠缺,被人知道珍贵反而会招来木构件盗贼。
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文物网格员会对圆融寺进行日常巡查。村里配备了文物保护员和文物网格员,其中保护员主要负责国保单位,网格员负责其他文物,包括圆融寺。文物网格员每年补贴经费3600元,由晋城、高平两级政府分别负担30%和70%。
修缮宜缓不宜急
2021年12月14日,张建军第二次进入圆融寺门殿,不停地用相机拍摄着木构件的细部。“你看这个栌斗,下面弯出来一点,像铁轨的截面,这是宋代的典型做法。再看这个,弧度比较小,直直的,就是金代的。”
圆融寺现存的形制是一进院落。进门后最先看到的是门殿,结构基本完好。与门殿隔着院子相对的是后殿,也是规模最大的正殿,已经坍塌。后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朵殿,都已部分坍塌,其中东朵殿就是春秋楼,清乾隆时扩建。朵殿与门殿之间,连接着东西配殿,东配殿尚在,西配殿已不存在。
他分析得很准确,栌斗也是徐怡涛断代最重要的证据之一。门殿里的八个栌斗,六个是宋代中后期形制,两个是金代形制,说明金代重修时替换了两个。另外,学名四椽栿的两条主梁,被切削成四四方方的形状,这也是北宋常见的做法,金代以后基本都维持原木的形状。
这些细微之处,是为古建筑断代的密码。北大(专题)团队判断,圆融寺门殿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檐下斗拱被全部更换,但保留了部分宋代构架。明清重修时,全面更换了屋顶瓦作,屋顶形式也由繁复的歇山式改为比较简单的悬山式。徐怡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建断代的证据,是使用形制、尺度、文献、材料和碳十四测年等交叉互证。2021年10月份从高平回来后,实验室的树种检测已经出了结果,圆融寺使用的材料包括榆木、松木、杨木等,树种检测与形制断代也互相印证。
圆融寺里保存的三块石碑,也为探究其身世提供了线索。三块石碑都明确刻着圆融寺的名字,在“三普”时却被普查员漏掉了。其中一块1911年立的石碑提到,“中统三年(1262年)”已有关于圆融寺的记载。“中统”是元代建立之前大蒙古国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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