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凡] 从吴亦凡到小S张文宏中网络舆论场
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讨论思维狭隘、格局狭小，泛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裹挟民意大行其道，动机不纯的行为得到鼓励，导致讨论最后走样和失焦，喧嚣背后的舆论场撕裂尽现。
最近，中国网络舆论场的热点话题不断。从涉嫌强奸而被捕的“顶流”吴亦凡到遭前女友爆黑料的“国风美少年”霍尊，从陷入“国手”风波的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到被爆曾在日本靖国神社前拍照而被官媒点名批判的演员张哲瀚，从阿里巴巴员工遭强制猥亵丑闻到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因支持“与病毒共存”而遭网络暴力，还有邻国阿富汗政权变天，无不在中国网络舆论场掀起一场场狂欢。
这些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本身涉及复杂面向，持不同价值观、立场、利益诉求的人自然有不同看法，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本来，如果在热点话题上你来我往、各抒己见、理性讨论，不但有助于求同存异、凝聚共识，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美好与进步。
然而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讨论思维狭隘、格局狭小，泛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裹挟民意大行其道，动机不纯的行为得到鼓励，导致讨论最后走样和失焦，喧嚣背后的舆论场撕裂尽现。
首先，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乱贴标签，讨论问题以立场先行而非科学与专业先行。以张文宏医生提出的“与病毒共存”防疫观点为例，这本该是严肃的学术和经济话题探讨，要靠数据、事实和逻辑说话，这种讨论有门槛、需要专业知识。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外行人士喋喋不休，以内心的民族自豪与自卑妨碍科学探讨，被意识形态裹挟的辩论异化为敌我矛盾的争论。张文宏被扣上“汉奸”、“崇洋媚外”、“美帝走狗”等帽子而遭打击报复，对张文宏的清算还在继续，最近其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又被举报造假（8月23日，复旦大学确认张文宏论文无学术不端问题）。最终，有价值的话题却被简单标签化和被推向极端的对骂，落得一地鸡毛。不禁令人唏嘘，在中国舆论场要达成公共话题共识是多么的奢侈。
其次，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扯民族主义大旗压人。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而被大陆网友视为“台独艺人”，并因此失去几家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如果仅仅以此标准来衡量台湾人，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台独分子。这种泛化和缺乏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对两岸关系除了伤害还是伤害。
艺人张哲瀚因被曝出参加过在日本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而遭官媒和网络挞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尽管张哲瀚第一时间道歉也无济于事，其演艺事业恐从此一蹶不振。最近，湖南卫视旗下80多名艺人签署承诺书，要做个“德艺双馨、以人民为中心的艺人”。爱国是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仅以是否去过靖国神社判定爱国与否显得草率。更何况，如果拿张哲瀚与那些争做德艺双馨的艺人相比，是否应了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古语。
再次，舆论场的这波操作鼓励了动机不纯的告密文化和翻旧账。以吴亦凡和霍尊事件为例，如果说吴亦凡可能触犯刑法的行为乃咎由自取，那么霍尊的被迫退圈却有更多可商榷的地方。诚然，霍尊私下口不择言，缺乏净口的道德修为，他也尝到了从道貌岸然、仙气飘飘到人设崩塌的个中滋味。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又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私底下的言行完全经得起推敲和检视。
在吴亦凡事件中，都美竹被警方认定爆料动机是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其还和网络写手联手炒作。而霍尊前女友在分手大半年后“捡到了枪”选择爆料，很难说她没有受到舆论场中对艺人常常能够一击即中案例的鼓励，这种爆料既有心思不纯之嫌，更有勒索之嫌。在一场男女感情纠葛中，舆论场似乎让艺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弱势群体。在以“耻”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霍尊的倒下难说是社会的进步。
告密行为本身可褒可贬，举报不法和诬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告密文化的泛滥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中国告密文化的极端化出现在文革中，亲人朋友之间因恐惧、私利和被洗脑后的亢奋和仇恨而相互揭发，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伦理悲剧，也放大了人性的丑恶。试图通过曝光私人空间言论而获利，不但击穿道德和人品底线，也可能触犯法律，但这样的行为在大众窥私的驱使下常常被舆论堂而皇之地鼓励。
对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的讨论，理想的结果是多面的。对一场大雨、一次疫情、一起交通事故的讨论和追责，逻辑链条相对简单，理想的结果是杜绝再犯和有效防范。对爱国与叛国、猥亵与投怀送抱、政治与道德的讨论则要复杂得多，理想的结果是能够弥合社会裂痕、增强社会话题共识度，从点滴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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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网络舆论场的热点话题不断。从涉嫌强奸而被捕的“顶流”吴亦凡到遭前女友爆黑料的“国风美少年”霍尊，从陷入“国手”风波的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到被爆曾在日本靖国神社前拍照而被官媒点名批判的演员张哲瀚，从阿里巴巴员工遭强制猥亵丑闻到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因支持“与病毒共存”而遭网络暴力，还有邻国阿富汗政权变天，无不在中国网络舆论场掀起一场场狂欢。
这些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本身涉及复杂面向，持不同价值观、立场、利益诉求的人自然有不同看法，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本来，如果在热点话题上你来我往、各抒己见、理性讨论，不但有助于求同存异、凝聚共识，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美好与进步。
然而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讨论思维狭隘、格局狭小，泛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裹挟民意大行其道，动机不纯的行为得到鼓励，导致讨论最后走样和失焦，喧嚣背后的舆论场撕裂尽现。
首先，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乱贴标签，讨论问题以立场先行而非科学与专业先行。以张文宏医生提出的“与病毒共存”防疫观点为例，这本该是严肃的学术和经济话题探讨，要靠数据、事实和逻辑说话，这种讨论有门槛、需要专业知识。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外行人士喋喋不休，以内心的民族自豪与自卑妨碍科学探讨，被意识形态裹挟的辩论异化为敌我矛盾的争论。张文宏被扣上“汉奸”、“崇洋媚外”、“美帝走狗”等帽子而遭打击报复，对张文宏的清算还在继续，最近其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又被举报造假（8月23日，复旦大学确认张文宏论文无学术不端问题）。最终，有价值的话题却被简单标签化和被推向极端的对骂，落得一地鸡毛。不禁令人唏嘘，在中国舆论场要达成公共话题共识是多么的奢侈。
其次，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扯民族主义大旗压人。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而被大陆网友视为“台独艺人”，并因此失去几家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如果仅仅以此标准来衡量台湾人，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台独分子。这种泛化和缺乏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对两岸关系除了伤害还是伤害。
艺人张哲瀚因被曝出参加过在日本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而遭官媒和网络挞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尽管张哲瀚第一时间道歉也无济于事，其演艺事业恐从此一蹶不振。最近，湖南卫视旗下80多名艺人签署承诺书，要做个“德艺双馨、以人民为中心的艺人”。爱国是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仅以是否去过靖国神社判定爱国与否显得草率。更何况，如果拿张哲瀚与那些争做德艺双馨的艺人相比，是否应了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古语。
再次，舆论场的这波操作鼓励了动机不纯的告密文化和翻旧账。以吴亦凡和霍尊事件为例，如果说吴亦凡可能触犯刑法的行为乃咎由自取，那么霍尊的被迫退圈却有更多可商榷的地方。诚然，霍尊私下口不择言，缺乏净口的道德修为，他也尝到了从道貌岸然、仙气飘飘到人设崩塌的个中滋味。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又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私底下的言行完全经得起推敲和检视。
在吴亦凡事件中，都美竹被警方认定爆料动机是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其还和网络写手联手炒作。而霍尊前女友在分手大半年后“捡到了枪”选择爆料，很难说她没有受到舆论场中对艺人常常能够一击即中案例的鼓励，这种爆料既有心思不纯之嫌，更有勒索之嫌。在一场男女感情纠葛中，舆论场似乎让艺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弱势群体。在以“耻”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霍尊的倒下难说是社会的进步。
告密行为本身可褒可贬，举报不法和诬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告密文化的泛滥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中国告密文化的极端化出现在文革中，亲人朋友之间因恐惧、私利和被洗脑后的亢奋和仇恨而相互揭发，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伦理悲剧，也放大了人性的丑恶。试图通过曝光私人空间言论而获利，不但击穿道德和人品底线，也可能触犯法律，但这样的行为在大众窥私的驱使下常常被舆论堂而皇之地鼓励。
对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的讨论，理想的结果是多面的。对一场大雨、一次疫情、一起交通事故的讨论和追责，逻辑链条相对简单，理想的结果是杜绝再犯和有效防范。对爱国与叛国、猥亵与投怀送抱、政治与道德的讨论则要复杂得多，理想的结果是能够弥合社会裂痕、增强社会话题共识度，从点滴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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