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螺蛳粉，我们就是彼此的侠客
其实不光是她，几乎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很爱潭中菜市那一碗螺蛳粉的味道。我俩常常会在摊档上偶遇同班同学，大家相视一笑，把碗端到一个桌上谈天说地，立刻就拉近了距离。
整个大学时代，潭中菜市的螺蛳粉贯穿着我们每一个人伤心的或是美妙的瞬间，像青春年华的一个印记，想起青春就会充满它的味道，像记忆河流中一块晶莹的石子，只要回头，它就在青春的河流里闪闪发光。
1998年7月初，大学毕业吃完散伙饭的那一个晚上，午夜唱完卡拉OK出来，大家还是不忍分开。有人提议，要不然去潭中菜市再吃一碗螺蛳粉吧。全班40多个人，轰轰烈烈向潭中菜市场开拔，结果刚走到三岔路口，前头骑自行车先赶过去的同学就返回来通知：已经过了午夜，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关门了。
大家都很遗憾，又有人提议说：就在学校门口的螺蛳粉摊再聚一聚吧。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坐在临时拼凑出来的几条长桌旁，把一家店的门前空地挤得满满当当。明亮的路灯下，热烈的哄笑中，大家七嘴八舌地点了螺蛳粉，炒田螺，还有啤酒。
不多时，食物陆续上桌，大家拿起小碗分食。这些个二货们一边吃一边对着食物指指点点，有的说，汤头不如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浓；有的说，油炸腐竹不如潭中菜市场的香脆；还有人说，那个老板看起来没有潭中菜市场的憨憨老板好看。
一阵大笑中，不知道谁点开了音乐，夏日的夜风中，大声地放着黄家驹的“喜欢你”。坐在我对面的劈腿男突然对着我号啕大哭起来。我莫名其妙，觉得无聊透顶，不想听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什么丢人的话，站起来筷子一扔，转身离开。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劝我留下，Kelly没有劝说我，而是在我身后隔开他们挽留的手，坚定地回绝了他们，和我一起回了宿舍。
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在螺蛳粉的味道中潦潦草草地结了尾。
大学毕业后，Kelly被分配到广西钦州一个大制药公司，国企，工资都已经开不出来的那种。
我舍弃了国家粮食局的工作分配，应聘到东莞，一家世界前50强的集团公司，做了总公司中国大陆负责人的公关助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集团往来高级客户还有各国来参观的要员，安排他们和老板的会面或是参观之旅。
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风生水起，可是Kelly却有半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开玩笑说她早已“破产”，不如另寻生路。在我的劝说下，她也来到了东莞。
Kelly很快在一家台企船务公司找到了一份行政秘书的工作，老板对她很满意，试用期还没结束就直接升为正式员工，工资也提高很多。Kelly也非常满意这份工作，做得挺开心的。
1999年底，这家公司决定把办公室搬到上海，Kelly的老板希望她跟着一起到上海工作。
Kelly很踌躇，这份工作她舍不得放弃，可是上海虽然好，却无亲无故，她不敢一个人去。她吞吞吐吐，意思是，如果我肯陪她一起去的话，她才要去的。
听说我的好朋友有机会去上海工作，我来自各国的同事和工作中接待的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上海真的是一个很前卫、美好的城市，怂恿我跟Kelly一起去。被怂恿次数多了，我想，好吧，那就陪Kelly去吧，我也真的挺想去看一看那个众口称赞的城市到底是怎样的时髦可爱。
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是一拍脑袋，我们就这样懵懂又轻率地决定换一个城市，义无反顾地收拾了所有家当，去了。我们觉得自己能力超棒，好工作都是唾手可得，不晓得评估风险，也根本不会去揣测人性的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在上海等着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必定是一路繁花锦簇。
4
1999年的11月，我俩开开心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Kelly的公司还没有租好宿舍，老板让她先住小旅馆，说是公司会给报账。我们乐呵呵地入住了一家小旅馆，一天的房租要100多。
过了一个多星期，听Kelly同事说，公司的办公室和宿舍都租好了，可是老板却没有通知Kelly去上班，也没有通知她搬到宿舍，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我觉得不对劲，催促Kelly赶紧给老板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却不以为然，觉得老板既然带她来上海，不可能把她丢在上海街头流浪，怎么可能有问题？肯定是宿舍需要打扫什么的，等着就是了。
又等了四五天，小旅馆的房费已经付了2000多了，我心里警铃大作，觉得一定有问题，逼着Kelly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老板。电话里，善良又没心机的Kelly很天真地问：“James，我什么时候去公司报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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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学时代，潭中菜市的螺蛳粉贯穿着我们每一个人伤心的或是美妙的瞬间，像青春年华的一个印记，想起青春就会充满它的味道，像记忆河流中一块晶莹的石子，只要回头，它就在青春的河流里闪闪发光。
1998年7月初，大学毕业吃完散伙饭的那一个晚上，午夜唱完卡拉OK出来，大家还是不忍分开。有人提议，要不然去潭中菜市再吃一碗螺蛳粉吧。全班40多个人，轰轰烈烈向潭中菜市场开拔，结果刚走到三岔路口，前头骑自行车先赶过去的同学就返回来通知：已经过了午夜，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关门了。
大家都很遗憾，又有人提议说：就在学校门口的螺蛳粉摊再聚一聚吧。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坐在临时拼凑出来的几条长桌旁，把一家店的门前空地挤得满满当当。明亮的路灯下，热烈的哄笑中，大家七嘴八舌地点了螺蛳粉，炒田螺，还有啤酒。
不多时，食物陆续上桌，大家拿起小碗分食。这些个二货们一边吃一边对着食物指指点点，有的说，汤头不如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浓；有的说，油炸腐竹不如潭中菜市场的香脆；还有人说，那个老板看起来没有潭中菜市场的憨憨老板好看。
一阵大笑中，不知道谁点开了音乐，夏日的夜风中，大声地放着黄家驹的“喜欢你”。坐在我对面的劈腿男突然对着我号啕大哭起来。我莫名其妙，觉得无聊透顶，不想听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什么丢人的话，站起来筷子一扔，转身离开。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劝我留下，Kelly没有劝说我，而是在我身后隔开他们挽留的手，坚定地回绝了他们，和我一起回了宿舍。
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在螺蛳粉的味道中潦潦草草地结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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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舍弃了国家粮食局的工作分配，应聘到东莞，一家世界前50强的集团公司，做了总公司中国大陆负责人的公关助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集团往来高级客户还有各国来参观的要员，安排他们和老板的会面或是参观之旅。
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风生水起，可是Kelly却有半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开玩笑说她早已“破产”，不如另寻生路。在我的劝说下，她也来到了东莞。
Kelly很快在一家台企船务公司找到了一份行政秘书的工作，老板对她很满意，试用期还没结束就直接升为正式员工，工资也提高很多。Kelly也非常满意这份工作，做得挺开心的。
1999年底，这家公司决定把办公室搬到上海，Kelly的老板希望她跟着一起到上海工作。
Kelly很踌躇，这份工作她舍不得放弃，可是上海虽然好，却无亲无故，她不敢一个人去。她吞吞吐吐，意思是，如果我肯陪她一起去的话，她才要去的。
听说我的好朋友有机会去上海工作，我来自各国的同事和工作中接待的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上海真的是一个很前卫、美好的城市，怂恿我跟Kelly一起去。被怂恿次数多了，我想，好吧，那就陪Kelly去吧，我也真的挺想去看一看那个众口称赞的城市到底是怎样的时髦可爱。
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是一拍脑袋，我们就这样懵懂又轻率地决定换一个城市，义无反顾地收拾了所有家当，去了。我们觉得自己能力超棒，好工作都是唾手可得，不晓得评估风险，也根本不会去揣测人性的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在上海等着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必定是一路繁花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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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11月，我俩开开心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Kelly的公司还没有租好宿舍，老板让她先住小旅馆，说是公司会给报账。我们乐呵呵地入住了一家小旅馆，一天的房租要100多。
过了一个多星期，听Kelly同事说，公司的办公室和宿舍都租好了，可是老板却没有通知Kelly去上班，也没有通知她搬到宿舍，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我觉得不对劲，催促Kelly赶紧给老板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却不以为然，觉得老板既然带她来上海，不可能把她丢在上海街头流浪，怎么可能有问题？肯定是宿舍需要打扫什么的，等着就是了。
又等了四五天，小旅馆的房费已经付了2000多了，我心里警铃大作，觉得一定有问题，逼着Kelly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老板。电话里，善良又没心机的Kelly很天真地问：“James，我什么时候去公司报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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