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 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英剧《唐顿庄园》
我们的日常穿着、实用品、赏玩品,可归之为“时尚”。
就所见历史,如果一个国家高度集权化、政治化,平民的衣服穿着、表情,随之变得单一。反过来,如果时尚消费丰富多样,又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呢?
可以说,政府权力集中度、文化保守度与时尚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是读《大分流》带来的其中一个思考。
今天分享三四百年前的“时尚圈”,内容来自畅销20年的经典力作《大分流》(全新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彭慕兰,是两届费正清奖得主、经济史大家。
在他笔下,“时尚消费”的鲜活,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如此“亲密又复杂”。
清代平民百姓衣着式样的改变,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励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更加不抛头露面,鼓励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更加划清界限。
对许多史学家来说,乾隆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大力量。
舶来品与时尚的速度
选自《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01
清朝的时尚与重振中央政府权力
但即使西欧人、中国人和日本(专题)人在积累实物上非常类似,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之处。欧洲消费的成长和转型,似乎在实际所得增长和下滑时期都未停下脚步,更在18世纪中期加快脚步。比较中国、日本境内的趋势,都未发现这种方兴未艾的加速现象。
例如,柯律格指出新兴的清朝一旦底定天下(约1683年)且开始招引天下精英出任明末许多精英所不愿出任的公职时,以奢侈性消费为题的新出版品随即剧减。他表示,由于较古老的等级、身份确立方式重获认可,“对东西的谈论变得多余”,“消费社会”的发展还未及取得“临界质量”即戛然而止。
柯律格
18世纪中国文献对奢侈的抱怨,至少和16、17世纪中国文献的抱怨一样多,但小说则让我们看到更为多样的廉价小玩意儿。有人认为,如果我们手上有过去人所拥有物品的目录,18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平均来讲会比16世纪或17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来得多(而诚如先前已提过的,欧洲的情况并非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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