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村的閨蜜炒房團 官司橫跨太平洋
胡家的轉賬記錄中被提溜出壹串每筆5萬加元的匯款記錄，這些錢都是由不同的匯款人匯到辛太太的賬戶上的，壹共90萬加元。按照胡家的說法，這是買榆園時給辛太太打過來的首付款。
“這些款項，為什麼都是5萬壹筆呢？”
“這些匯款人都是我父親公司的員工，按照中國的政策，每人每年外匯的額度是5萬，所以他們要壹起匯款，才能匯過來壹大筆錢。”
“既然你已經在英國讀了本科和碩士，為啥還要再讀壹個UBC的學位？”
“我沒說我要讀啊！——這些都與本案無關啊！”
但法官覺得這些信息與房子是誰的有關——既然胡先生兩口子已經供出來了壹個英國留學生，那說明他們懂得如何往海外匯款，甚至對如何繞開中國的外匯管制政策非常熟悉，既然如此，胡家在中國轉賬給辛太太，再由其付款在加拿大買房的說辭便不成立；小胡已經有了學位，也沒再讀個學位的意思，那胡太太說的為了兒子就近讀書而買UBC附近梅園的房產，也不成立，反倒是辛太太的兒子才是真的學齡兒童，更像要讀UBC的樣子。
況且，如果梅園是胡家要買的，為什麼買了後壹天也沒住？為什麼簽了合同還把合同順手交給了辛太太？胡太太解釋稱：“我們把合同交給辛女士保管，是因為她保管得更好。”但這話在法官那裡就是胡扯：“你們當時是新移民，可以到銀行開個保險櫃，而辛女士只是游客，我看不出她有更好的保管條件。”
輪到胡先生上庭作證時，又被挖了坑：
“既然梅園是你的，為什麼收房的時候你都不在加拿大？”
“具體的日期我記不太清楚了，但是交房時我是去看了房的。”
“那當時原房主是不是還在房子裡？房子裡有租客嗎？”
“我不記得房子裡是不是有人居住……”
見丈夫底氣不足，胡太太趕緊說：“我先生人多事忙，我記得，房子裡有租客，是賣家自己。因為我們當時合同約定，賣了房子之後，原房主還要再租2年。”
然而胡太太看似口氣肯定的話，也不是真的，辛太太的律師將他們夫妻倆當時的旅游記錄呈堂：他們贰人在2011年2月2日回到了中國，所以2月1日下午梅園交房的時候，除非是有超能力能穿越時空，否則他們只能是坐在飛機上。
法庭上鴉雀無聲，辛太太的證詞則壹氣呵成：“交房時梅園根本就沒有人！原房主在合同裡說，他有權租住2年，但是他沒有租。我們全家搬進了這個房子，當時房子裡家具都清空了，連床都沒有。我們叁口人睡在地板上，慶祝了中國的農歷新年。過了幾天，我把房子租給了壹個新租客，租金每月存入胡先生的賬戶，用來付按揭，租金壹個月4000加元，按揭則要還5647加元/月，都是我通過他們賬戶付的錢貼補的。我還交了梅園所有的地稅、保險費，他們家對梅園壹無所知，從來不會來管，是因為梅園根本就是我的啊！”
胡家接著被質問：“如果榆園是你們的產權，為什麼辛太太壹家住在裡面你們也沒有收房租？她為這房子交地稅、交房屋保險費，你們為什麼從未過問過？她裝修房子，也沒有和你們商量、也沒征求你的許可？”
小胡說：“我們看她窮，才把榆園讓她住的。”
旁聽群眾的下巴都要掉了：真的是貧窮限制了西人的想象力，價值300萬加元的房子，隨手就給“窮閨蜜”住了？而這“窮閨蜜”，還是壹棟兩百多萬的獨立屋的房主。
雖然法官對胡家講述的“故事”心裡已經有了判斷，卻始終想不通辛太太為什麼要“借人（名字）買房”。
辛太太的解釋是：“因為這樣方便啊，我們在中國也是這麼做的！我在加拿大沒有身份，用胡家人的名字買房，我可以拿到更好條件的貸款，賣掉的時候也不會交這麼多的稅。”
（注：在加拿大的外國人置業，賣房時增值部分會繳納所得稅，而本國居民如果賣掉的是自己的居所，無論增值多少，所得稅都將被免掉）
辛太太的法庭翻譯，把“方便”翻成了“convenient”。法官被辛太太的理所當然噎住了——畢竟，“convenient”在加拿大常用的表述是：“我住的地方有很多超市，很方便。”
7
官司打到了2017年，進了死胡同，胡家郁悶得炒了最初的律師，申請改訴狀。
在胡太太的新訴狀裡，糾紛又變成了壹個新的故事：“在購買梅園時，辛女士打給我先生60萬加元，是因為我們當時買房缺錢，所以找她借了這筆錢。後來這筆錢我們在中國還給她了，所以在買梅園的事上，辛女士並沒有騙我們。她是後來在買榆園的時候騙了我們——她當時說這個房子非常走俏，如果要想買下來，得私下給房產中介30萬加元的秘密傭金，她在這筆錢上騙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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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款項，為什麼都是5萬壹筆呢？”
“這些匯款人都是我父親公司的員工，按照中國的政策，每人每年外匯的額度是5萬，所以他們要壹起匯款，才能匯過來壹大筆錢。”
“既然你已經在英國讀了本科和碩士，為啥還要再讀壹個UBC的學位？”
“我沒說我要讀啊！——這些都與本案無關啊！”
但法官覺得這些信息與房子是誰的有關——既然胡先生兩口子已經供出來了壹個英國留學生，那說明他們懂得如何往海外匯款，甚至對如何繞開中國的外匯管制政策非常熟悉，既然如此，胡家在中國轉賬給辛太太，再由其付款在加拿大買房的說辭便不成立；小胡已經有了學位，也沒再讀個學位的意思，那胡太太說的為了兒子就近讀書而買UBC附近梅園的房產，也不成立，反倒是辛太太的兒子才是真的學齡兒童，更像要讀UBC的樣子。
況且，如果梅園是胡家要買的，為什麼買了後壹天也沒住？為什麼簽了合同還把合同順手交給了辛太太？胡太太解釋稱：“我們把合同交給辛女士保管，是因為她保管得更好。”但這話在法官那裡就是胡扯：“你們當時是新移民，可以到銀行開個保險櫃，而辛女士只是游客，我看不出她有更好的保管條件。”
輪到胡先生上庭作證時，又被挖了坑：
“既然梅園是你的，為什麼收房的時候你都不在加拿大？”
“具體的日期我記不太清楚了，但是交房時我是去看了房的。”
“那當時原房主是不是還在房子裡？房子裡有租客嗎？”
“我不記得房子裡是不是有人居住……”
見丈夫底氣不足，胡太太趕緊說：“我先生人多事忙，我記得，房子裡有租客，是賣家自己。因為我們當時合同約定，賣了房子之後，原房主還要再租2年。”
然而胡太太看似口氣肯定的話，也不是真的，辛太太的律師將他們夫妻倆當時的旅游記錄呈堂：他們贰人在2011年2月2日回到了中國，所以2月1日下午梅園交房的時候，除非是有超能力能穿越時空，否則他們只能是坐在飛機上。
法庭上鴉雀無聲，辛太太的證詞則壹氣呵成：“交房時梅園根本就沒有人！原房主在合同裡說，他有權租住2年，但是他沒有租。我們全家搬進了這個房子，當時房子裡家具都清空了，連床都沒有。我們叁口人睡在地板上，慶祝了中國的農歷新年。過了幾天，我把房子租給了壹個新租客，租金每月存入胡先生的賬戶，用來付按揭，租金壹個月4000加元，按揭則要還5647加元/月，都是我通過他們賬戶付的錢貼補的。我還交了梅園所有的地稅、保險費，他們家對梅園壹無所知，從來不會來管，是因為梅園根本就是我的啊！”
胡家接著被質問：“如果榆園是你們的產權，為什麼辛太太壹家住在裡面你們也沒有收房租？她為這房子交地稅、交房屋保險費，你們為什麼從未過問過？她裝修房子，也沒有和你們商量、也沒征求你的許可？”
小胡說：“我們看她窮，才把榆園讓她住的。”
旁聽群眾的下巴都要掉了：真的是貧窮限制了西人的想象力，價值300萬加元的房子，隨手就給“窮閨蜜”住了？而這“窮閨蜜”，還是壹棟兩百多萬的獨立屋的房主。
雖然法官對胡家講述的“故事”心裡已經有了判斷，卻始終想不通辛太太為什麼要“借人（名字）買房”。
辛太太的解釋是：“因為這樣方便啊，我們在中國也是這麼做的！我在加拿大沒有身份，用胡家人的名字買房，我可以拿到更好條件的貸款，賣掉的時候也不會交這麼多的稅。”
（注：在加拿大的外國人置業，賣房時增值部分會繳納所得稅，而本國居民如果賣掉的是自己的居所，無論增值多少，所得稅都將被免掉）
辛太太的法庭翻譯，把“方便”翻成了“convenient”。法官被辛太太的理所當然噎住了——畢竟，“convenient”在加拿大常用的表述是：“我住的地方有很多超市，很方便。”
7
官司打到了2017年，進了死胡同，胡家郁悶得炒了最初的律師，申請改訴狀。
在胡太太的新訴狀裡，糾紛又變成了壹個新的故事：“在購買梅園時，辛女士打給我先生60萬加元，是因為我們當時買房缺錢，所以找她借了這筆錢。後來這筆錢我們在中國還給她了，所以在買梅園的事上，辛女士並沒有騙我們。她是後來在買榆園的時候騙了我們——她當時說這個房子非常走俏，如果要想買下來，得私下給房產中介30萬加元的秘密傭金，她在這筆錢上騙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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