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改變新冠診斷標准女醫生，家散了
張笑春在2月3日發的這條朋友圈得到瘋轉。在疫情初期，因為種種原因，很多肺部已經呈現嚴重感染的患者核酸檢測為陰性而無法入院救治。張笑春將CT影像作為確診新冠肺炎依據的建議，對於當時武漢救治患者、盡快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有重要價值。實際上，核酸檢測陽性或病毒基因序列與新冠病毒高度同源是確認新冠病毒感染的金標准，但其檢出率與患者病情輕重程度，病程發展階段，樣本取材和實驗室檢測條件等多種因素有關。
人們認識張笑春，是因為這條朋友圈。但少有人知道，此後她在呼吁、解決更多的防疫問題的同時，也經受著來自家庭和自身的心理壓力。自兩年前來到武漢工作，張笑春和丈夫兩地分居，父母在武漢幫她帶女兒。壹家人原本計劃回內蒙古團聚過年，張笑春卻在得知疫情後勸父母退了票。兩位老人感染新冠，父親甚至壹度病危，盡管最終康復，卻留下了後遺症和嚴重的心理陰影。
“疫情結束了，我的家庭散了”，8月的壹個周伍下午，張笑春坐在擺滿鮮花和女兒照片的辦公桌前，緩緩地講出自己的故事。疫情後她患上輕度抑郁症，心理治療對作為醫生的她幾乎不起作用，如今主要靠看女兒的照片等自我療愈。
以下是《知識分子》與張笑春的訪談，她說，這樣的故事不止是她壹個人的經歷，也發生在千萬個醫務人員身上。
1、發出預警之前
知識分子：你最早接觸新冠患者的影像是什麼時候？
張笑春：第壹次是（2019年）12月27、28日左右，那時候還不知道是新冠。那天下班後柒八點鍾的樣子，我們科室有壹位老師叫住我，說張教授你得來看壹看這個像什麼。我過去看，第壹印象這就是非典。
我說，非典重來了嗎？他們說，您為什麼說非典？我說因為我在非典壹線，我知道。當時我還是調侃的，因為非典已經多年不存在了。說完了也沒太在意，因為影像上存在著異病同影，同樣的影像可以發生在好多疾病上。新冠肺炎是那種表現，支原體肺炎、社區性肺炎、壹些普通病毒性肺炎和禽流感也可能是那種表現，而且不同時期都是變化的。鑒別病原體不是我們（影像科）的強項，得請臨床結合實驗室檢查，也就是核酸檢測去鑒別。
知識分子：2月3號的時候你發了朋友圈，呼吁引入CT影像作為確診新冠肺炎的證據，從你第壹次看到新冠患者影像照到發出呼吁之前，你經歷了什麼？
張笑春：從官方聽說有這樣壹個不明原因的肺炎存在是（2019年）12月31日。當天我本來要休年假，准備帶著父母和孩子回內蒙古老家過春節。上午9點左右，我接到醫院醫務處的電話，說發生大事情了，所有副高以上的人員停止休假，我就趕快回來了。
回來就開了壹個會，說是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生了不明原因肺炎。在會議上，醫院要求主管醫療的各科主任或副主任趕快做防護物資的籌備。當時醫院 N95口罩只有50只，像我們這樣的科室連外科口罩都沒有，消殺物品更沒有。
我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備，要求護士長去領物資、籌備物資，要求我們技師長領各種消殺物品，配合做消殺工作。沒有口罩怎麼辦？因為我在非典壹線的時候就做過12層紗布口罩，很有經驗。我就要求護士長領紗布，我們做12層。
12月31日晚上11:50多，我們科室發了壹個公眾號文章，做了壹系列的（科普），我就轉發到了朋友圈，但壹上網就看到就衛健委的壹個通知，說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對外宣布信息，我馬上就刪了朋友圈，即便刪掉了，還是被有些自媒體轉發了，但范圍不廣，醫院也沒有因此懲罰我們。
到了1月14號左右，事情嚴重了，科室要求我們必須經常來，我就索性住科室的沙發床，覺得必須全身心投入了。 我組織了幾個學生把疑似病例的影像報告全部調出來，統計它有什麼樣的特征。1月20日的時候事態就更嚴重了，要求所有的學生必須離開武漢，我這就沒人了，我就親自接下來這個事情，白天晚上地研究。
1月23日左右，春節前，我接到科室任務，總結新冠肺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影像檢測特點，寫壹個指南。 這期間我就跟科室主任說，這批病人我認為是（感染病毒），但是得不到核酸檢測的信息，沒有金標准，無法證實。咱們要做這個指南，如果沒有鐵證，就是不嚴謹的。他也明白，就從醫院取來了將近100例核酸確診信息。
拿來以後，我就拿核酸確診的病例和對應的影像做對比。壹匹配，發現好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表現，核酸都是陰性的，還有很多（病）很重了沒有做（核酸）的。那時我也有好多朋友，甚至是我們醫院醫生、朋友的家屬，他們檢測出來CT上是這樣，但沒有做核酸，住不了院——那時候試劑盒有限，敏感性也低，要排隊等候很長時間。好多人給我打電話住不了院，有的人沒等到住院和治療就走了，這個也很刺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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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認識張笑春，是因為這條朋友圈。但少有人知道，此後她在呼吁、解決更多的防疫問題的同時，也經受著來自家庭和自身的心理壓力。自兩年前來到武漢工作，張笑春和丈夫兩地分居，父母在武漢幫她帶女兒。壹家人原本計劃回內蒙古團聚過年，張笑春卻在得知疫情後勸父母退了票。兩位老人感染新冠，父親甚至壹度病危，盡管最終康復，卻留下了後遺症和嚴重的心理陰影。
“疫情結束了，我的家庭散了”，8月的壹個周伍下午，張笑春坐在擺滿鮮花和女兒照片的辦公桌前，緩緩地講出自己的故事。疫情後她患上輕度抑郁症，心理治療對作為醫生的她幾乎不起作用，如今主要靠看女兒的照片等自我療愈。
以下是《知識分子》與張笑春的訪談，她說，這樣的故事不止是她壹個人的經歷，也發生在千萬個醫務人員身上。
1、發出預警之前
知識分子：你最早接觸新冠患者的影像是什麼時候？
張笑春：第壹次是（2019年）12月27、28日左右，那時候還不知道是新冠。那天下班後柒八點鍾的樣子，我們科室有壹位老師叫住我，說張教授你得來看壹看這個像什麼。我過去看，第壹印象這就是非典。
我說，非典重來了嗎？他們說，您為什麼說非典？我說因為我在非典壹線，我知道。當時我還是調侃的，因為非典已經多年不存在了。說完了也沒太在意，因為影像上存在著異病同影，同樣的影像可以發生在好多疾病上。新冠肺炎是那種表現，支原體肺炎、社區性肺炎、壹些普通病毒性肺炎和禽流感也可能是那種表現，而且不同時期都是變化的。鑒別病原體不是我們（影像科）的強項，得請臨床結合實驗室檢查，也就是核酸檢測去鑒別。
知識分子：2月3號的時候你發了朋友圈，呼吁引入CT影像作為確診新冠肺炎的證據，從你第壹次看到新冠患者影像照到發出呼吁之前，你經歷了什麼？
張笑春：從官方聽說有這樣壹個不明原因的肺炎存在是（2019年）12月31日。當天我本來要休年假，准備帶著父母和孩子回內蒙古老家過春節。上午9點左右，我接到醫院醫務處的電話，說發生大事情了，所有副高以上的人員停止休假，我就趕快回來了。
回來就開了壹個會，說是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生了不明原因肺炎。在會議上，醫院要求主管醫療的各科主任或副主任趕快做防護物資的籌備。當時醫院 N95口罩只有50只，像我們這樣的科室連外科口罩都沒有，消殺物品更沒有。
我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備，要求護士長去領物資、籌備物資，要求我們技師長領各種消殺物品，配合做消殺工作。沒有口罩怎麼辦？因為我在非典壹線的時候就做過12層紗布口罩，很有經驗。我就要求護士長領紗布，我們做12層。
12月31日晚上11:50多，我們科室發了壹個公眾號文章，做了壹系列的（科普），我就轉發到了朋友圈，但壹上網就看到就衛健委的壹個通知，說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對外宣布信息，我馬上就刪了朋友圈，即便刪掉了，還是被有些自媒體轉發了，但范圍不廣，醫院也沒有因此懲罰我們。
到了1月14號左右，事情嚴重了，科室要求我們必須經常來，我就索性住科室的沙發床，覺得必須全身心投入了。 我組織了幾個學生把疑似病例的影像報告全部調出來，統計它有什麼樣的特征。1月20日的時候事態就更嚴重了，要求所有的學生必須離開武漢，我這就沒人了，我就親自接下來這個事情，白天晚上地研究。
1月23日左右，春節前，我接到科室任務，總結新冠肺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影像檢測特點，寫壹個指南。 這期間我就跟科室主任說，這批病人我認為是（感染病毒），但是得不到核酸檢測的信息，沒有金標准，無法證實。咱們要做這個指南，如果沒有鐵證，就是不嚴謹的。他也明白，就從醫院取來了將近100例核酸確診信息。
拿來以後，我就拿核酸確診的病例和對應的影像做對比。壹匹配，發現好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表現，核酸都是陰性的，還有很多（病）很重了沒有做（核酸）的。那時我也有好多朋友，甚至是我們醫院醫生、朋友的家屬，他們檢測出來CT上是這樣，但沒有做核酸，住不了院——那時候試劑盒有限，敏感性也低，要排隊等候很長時間。好多人給我打電話住不了院，有的人沒等到住院和治療就走了，這個也很刺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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