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恐袭案] 调查:住进昆明"烂尾楼"的30户人家
夏夜，烂尾楼业主们自己组织的烧烤
搬进烂尾楼信息发出的第二天，业主们就行动起来。他们从隔壁三号地的围栏处撬开一个洞，第一次走进去看了看自己买了6年的房子。比我现在看到的更糟——地面上堆满了建筑垃圾，因为公共区域水电管网尚未布线，绿化填土尚未进行，小区地面比楼宇大门低了近3米，施工队走的时候拆掉了木板和脚手架，楼里根本进不去，陈艳春最开始只能住到门口的活动板房里。
几位从事建筑、搬家等行业的男性业主买了些水泥，用小区空地上的砖石、沙子和木板，为每个单元搭起了简易的楼梯。其他业主也团结起来，用沙子、石子、砖块铺起了肩宽的小路；找来废弃的木板、铁皮，把楼道拐角处没有封闭的窗洞、从18楼直通车库的电梯井封死。没有上下水的问题比较麻烦，唯一的厕所位于小区大门处，是当时建筑队留下的旱厕，于是大部分家庭在家里准备了原始的如厕工具。人们没有能力把烂尾楼改造成精装房，地下的浮尘、碎石杂草和积水都让人意识到这里是个“大工地”，但也有一些角落有了家的感觉。
张英住在3栋6楼604，在没有电梯的烂尾楼里，她是住得最高的一位业主。她的客厅里摆着完整的两组沙发，茶几上有瓜子、花生和整件的矿泉水；两个卧室里各有一张一米八的大床。她甚至把墨宝和盆栽都搬了进来，一盆一人高郁郁葱葱的发财树，因为实在搬不上楼被留在单元口。
陈艳春也尽可能“装修”了自己的房子。防盗门是花300元从旧货市场上收的，窗帘是从原来的出租屋里带过来的毛毯。地上是捡来的地胶，挡一挡一楼的潮气。她甚至还在原来活动板房的二楼养了十几只小鸡，楼后面杂草地开辟出的一小块菜地里，第一茬速生的叶菜已经可以吃了。
也有人对房子的需求更加纯粹务实。张晓舟在一家稀有气体公司任职，每个月收入5000多元，平时也是一个人住。看到有业主搬进来后，他把自己平时玩户外时的帐篷找出来，打包了一床被褥，也住了进去。每天早上，他带一个充电台灯和一个充电宝到单位，白天工作时把这些电器充满电。晚上8点多，他加完班从公司回到小区，在楼下和业主们聊上一小时天，然后就上楼，刷一刷手机，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台灯电量耗尽，就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张晓舟睡在帐篷里，白天在单位充电的灯通常电量只够撑一个多小时。
6月中旬，更多的业主们陆陆续续进驻烂尾楼。他们像正常楼盘交房时那样，在最靠近小区门口的一号楼挂上一条横幅——“欢迎四号地业主回家”。
烂尾
关于别样·幸福城“四号地”烂尾的原因，已知部分毫无新意。
2015年春节后，别样·幸福城的业主们突然发现未完工的施工现场人去楼空。随后，他们收到开发商昆明佳达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解释公函：“2014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下行趋势。我公司遭遇市场风险，资金周转困难。”
刘安迪是昆明一家咨询机构长期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分析师，他告诉我，昆明楼市发展史的重要节点是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发起的“造城运动”，当时昆明在全国主要省会城市中一直给人基础设施落后的印象，2008年2月，《昆明市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5年内，将昆明市336个城中村全部改造完成。3年后，《昆明城中村改造三年计划白皮书（2011～2013年）》出台，计划改造的城中村范围再增加46个，总数达到382个。
“因为有大量的土地需要集中开发，所以政府的思路就是放开准入，鼓励开发商搞‘一二级联动开发’，也就是从拆迁安置到建设回迁、商品房销售一条龙。”刘安迪说，“这种模式政府参与相对较少，但问题在于，某个项目的拆迁、安置、建设、销售完全在一个开发商手里，某一个环节出现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带来全局的灾难。尤其是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开发商，更容易出现资金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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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烂尾楼信息发出的第二天，业主们就行动起来。他们从隔壁三号地的围栏处撬开一个洞，第一次走进去看了看自己买了6年的房子。比我现在看到的更糟——地面上堆满了建筑垃圾，因为公共区域水电管网尚未布线，绿化填土尚未进行，小区地面比楼宇大门低了近3米，施工队走的时候拆掉了木板和脚手架，楼里根本进不去，陈艳春最开始只能住到门口的活动板房里。
几位从事建筑、搬家等行业的男性业主买了些水泥，用小区空地上的砖石、沙子和木板，为每个单元搭起了简易的楼梯。其他业主也团结起来，用沙子、石子、砖块铺起了肩宽的小路；找来废弃的木板、铁皮，把楼道拐角处没有封闭的窗洞、从18楼直通车库的电梯井封死。没有上下水的问题比较麻烦，唯一的厕所位于小区大门处，是当时建筑队留下的旱厕，于是大部分家庭在家里准备了原始的如厕工具。人们没有能力把烂尾楼改造成精装房，地下的浮尘、碎石杂草和积水都让人意识到这里是个“大工地”，但也有一些角落有了家的感觉。
张英住在3栋6楼604，在没有电梯的烂尾楼里，她是住得最高的一位业主。她的客厅里摆着完整的两组沙发，茶几上有瓜子、花生和整件的矿泉水；两个卧室里各有一张一米八的大床。她甚至把墨宝和盆栽都搬了进来，一盆一人高郁郁葱葱的发财树，因为实在搬不上楼被留在单元口。
陈艳春也尽可能“装修”了自己的房子。防盗门是花300元从旧货市场上收的，窗帘是从原来的出租屋里带过来的毛毯。地上是捡来的地胶，挡一挡一楼的潮气。她甚至还在原来活动板房的二楼养了十几只小鸡，楼后面杂草地开辟出的一小块菜地里，第一茬速生的叶菜已经可以吃了。
也有人对房子的需求更加纯粹务实。张晓舟在一家稀有气体公司任职，每个月收入5000多元，平时也是一个人住。看到有业主搬进来后，他把自己平时玩户外时的帐篷找出来，打包了一床被褥，也住了进去。每天早上，他带一个充电台灯和一个充电宝到单位，白天工作时把这些电器充满电。晚上8点多，他加完班从公司回到小区，在楼下和业主们聊上一小时天，然后就上楼，刷一刷手机，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台灯电量耗尽，就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张晓舟睡在帐篷里，白天在单位充电的灯通常电量只够撑一个多小时。
6月中旬，更多的业主们陆陆续续进驻烂尾楼。他们像正常楼盘交房时那样，在最靠近小区门口的一号楼挂上一条横幅——“欢迎四号地业主回家”。
烂尾
关于别样·幸福城“四号地”烂尾的原因，已知部分毫无新意。
2015年春节后，别样·幸福城的业主们突然发现未完工的施工现场人去楼空。随后，他们收到开发商昆明佳达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解释公函：“2014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下行趋势。我公司遭遇市场风险，资金周转困难。”
刘安迪是昆明一家咨询机构长期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分析师，他告诉我，昆明楼市发展史的重要节点是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发起的“造城运动”，当时昆明在全国主要省会城市中一直给人基础设施落后的印象，2008年2月，《昆明市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5年内，将昆明市336个城中村全部改造完成。3年后，《昆明城中村改造三年计划白皮书（2011～2013年）》出台，计划改造的城中村范围再增加46个，总数达到382个。
“因为有大量的土地需要集中开发，所以政府的思路就是放开准入，鼓励开发商搞‘一二级联动开发’，也就是从拆迁安置到建设回迁、商品房销售一条龙。”刘安迪说，“这种模式政府参与相对较少，但问题在于，某个项目的拆迁、安置、建设、销售完全在一个开发商手里，某一个环节出现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带来全局的灾难。尤其是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开发商，更容易出现资金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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