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為什麼西方人那麼排斥戴口罩?
上周奧地利在抗擊冠狀病毒爆發的斗爭中邁出了引人注目的壹步。奧地利政府宣布，為了抗擊這壹流行病，人們不戴口罩不得進入超市等場所。
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宣稱：“很明顯，戴口罩將是壹個巨大的變化，但為了進壹步減少傳播，這是必要的。”他還解釋說口罩將在商店門口免費發放。
壹些人可能對此表示不屑——包括許多科學家。人們對戴低質量的口罩能否防止吸入病毒存在分歧，即使它確實會降低人們通過打噴嚏或咳嗽傳播病毒的幾率。
奧地利將向購物者發放普通口罩，而不是N95口罩，後者確實能降低吸入病毒的風險。美國和歐洲的壹些醫生認為，戴口罩對那些通常沒有暴露在醫務人員所處的那種直接風險中的人來說毫無意義，因此他們敦促消費者將自己購買的口罩捐給醫院。
然而，我認為嘲笑奧地利的舉措將是錯誤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戴口罩有壹個切實的個人好處：它提醒你避免觸摸自己的臉。
這很重要，紐約威爾康奈爾醫學中心(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的重症監護醫生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在壹段令人信服的視頻中解釋了他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的經驗。我強烈推薦人們看看這壹視頻。
他解釋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需要訓練自己不要觸摸自己的臉，並告訴人們，我們在這件事上是認真的。”他指出，由於口罩防護效果有限，頭巾對於“訓練”來說同樣有效。
(我們現在難得走上紐約街頭進行必要的活動時，我的壹個拾幾歲的女兒會戴上她最喜歡的圍巾，這既起到了防護作用，也讓她的情緒好了許多。)
第贰個原因是戴口罩不僅僅關系到個人心理或行為；它也有社會影響。科學家有時會忽略這壹點，因為受到的訓練使得他們依賴統計數據和科學實驗結果。
但是，要說在哪個時候文化——以及對文化的分析——很重要的話，那就是現在。這壹點毋庸置疑，不光是從社會正如何對新冠危機做出反應的角度來說，就是從疾病如何傳播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
荷蘭社會學家彼得•貝爾(Peter Baehr)在最近出版的壹本書裡很好地概括了這壹點。他曾研究2003年非典爆發期間香港興起的所謂“口罩文化”。
正如貝爾指出的那樣，在疫情爆發初期，人們對口罩的討論最初只著眼於醫療方面。但是討論很快出現另壹種動態，因為通過戴口罩，“人們傳達出對他們所屬社會團體的責任”。
正如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醫學人類學家克裡斯特斯•林特裡斯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壹個意見專欄中所言：“壹個社區的成員戴上口罩，不僅僅是為了（在疫情中）抵御疾病。他們戴著口罩，也是為了表明他們想團結壹致，共同應對疫情。”
這種潮流如今在亞洲根深蒂固，正如對口罩文化進行廣泛研究的人類學家吉迪恩•拉斯科(Gideon Lasco)在社會科學出版物《Sapiens》中寫的那樣：“文化價值觀、對控制的看法、社會壓力、公民義務、家庭關切、自我表達、對公共機構的信念，甚至政治，全都被口罩的‘象征性功效’所包裹。”
壹些歐美人會嗤之以鼻。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傾向於推崇個人主義，而不是亞洲通常重視的那種集體主義。
在像紐約這樣的城市，很少有人戴口罩，以至於戴口罩幾乎與壹種恥辱感聯系在壹起——尤其是在最近，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是生病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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