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小天安門 美國議員回憶成都"六肆"
1989年春，學生和青年工人在成都天府廣場的毛主席塑像前展開示威活動。6月4日，與北京和其他地方壹樣，這裡的示威活動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小天安門”，指的是1989年春天，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廣場，壹些學生聚集在高聳的毛主席塑像前舉行的抗議活動。與北京壹樣，這裡的示威活動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鎮壓。但與北京不同的是，因為沒有外國媒體在場，6月4日至6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擊者當中，很少能夠將其昭示於世人。
最早將消息帶出去的目擊者之壹就是現任美國國會議員安迪·萊文(Andy Levin)。他是來自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人，當時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國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廣場周圍的激烈戰斗，以及肆川錦江賓館外的殘忍毆打，他給老家底特律的壹家報紙寫了篇報道。萊文去年11月入選眾議院，他還被任命為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太和不擴散小組委員會成員。在“六肆”30周年之際，國會議員萊文向紐約時報中文網分享了他當時的旅行日記，以及在成都現場拍攝、從未發表過的照片與底片。針對提問，他做出了如下描述。
叁拾年前，我是密歇根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化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將來成為壹名亞洲宗教學的教授，專門研究大乘佛教。之前的夏天，我曾前往印度，跟隨壹位藏族老師，繼續我的哲學閱讀。
1989年春天，我決定去西藏旅行，盡管在3月拉薩發生抗議活動後，中國政府已正式禁止外國游客進入西藏自治區。我希望，他們也許會取消禁令，或是因為我會說藏語，壹名西藏的卡車司機也許可以把我和他的土豆壹起藏在防水布下，或是我幹脆只在肆川、甘肅和新疆的廣大傳統藏區旅行。
我也非常關注這個地方的政治事態發展。我聯系了《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他們對我可能要寫的文章表現出了興趣。我留下了20卷膠卷和大量筆記。
1989年5月下旬，香港的示威活動。 ANDY LEVIN
變化觸手可及我是5月下旬飛去香港的，剛好目睹了我所見過的最大的示威游行，據報道，大約有150萬人走上街頭，要求中國實行民主。我拍下了人山人海的場面。在香港的感覺絕對是充滿希望，人們感覺，變化觸手可及。中國似乎正在迎來壹個真正的開放局面。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舉著壹條橫幅，上面寫著：“暴君，人民絕不原諒你”。 ANDY LEVIN
在香港和廣州呆了壹段時間後，我飛去了成都。我開始試著安排去西藏的旅行，雖然看上去困難重重。我注意到當時在市中心毛雕像下進行的民主抗議。自4月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們就在那裡露營，據報道，5月中時，有數萬人在示威期間走上街頭。但是在這個時候（在5月20日北京頒布軍事戒嚴令之後），只有很少的學生在那裡，大家也不大把心思放在他們身上。
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我采訪了壹些人。比如，當地壹位英語說得很好的社會學教授，帶我了解了豪華的錦江賓館的情況。他指著那些獨自坐在酒店酒吧喝著橙汁的女人說，這裡的消費是普通中國人負擔不起的。看起來，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們看著壹個年長的男人走到其中壹個女人那裡，然後兩個人走出餐廳，消失在電梯裡。他說，那名男子是壹名著名的將軍，公眾知道酒店裡發生的這種事情，並將其視為失業嚴重時期政府腐敗的壹個主要象征。
我很高興邊玩邊了解政治形勢，沒有真正的憂懼或緊張感。然而，“六肆”發生了，世界顛倒了。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與人民武警對峙。 ANDY LEVIN
“不是我們的政府”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壹樣，成都也開始了政府的鎮壓行動。武警總隊於凌晨進入成都市中心。大約50名在那裡的學生在上午柒點半左右被清場，有兩人在混戰中死亡。其余的學生被帶走了。據我所聽到的，至少有叁人在此過程中死亡，100人受傷——可能更多。據我6月5日采訪的美國領事館官員斯科特·貝拉德（Scott Bellard)說，最開始在成都沒有真正的學生民主運動，但在年輕工人和失業青年當中存在巨大的動蕩，主要是對腐敗和失業感到憂慮。
在接下來的壹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經不受當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與示威者的戰斗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有點讓我意外的是，從壹個習慣了身邊的警察的高度武裝的美國人看來，我沒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槍。相反，他們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淚瓦斯來攻擊人群，並試圖驅散他們。
然而，這些戰斗仍然造成了死傷。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塊或是水泥塊，以便前進；然後警察把催淚彈投入人群進行反擊，帶著恐慌的人群又往後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壹些年輕人——示威者中幾乎沒有女性——在碰撞與混亂中跌倒。人群發生踩踏，警察趁機攻擊他們。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毆打和被捕。
我當時寫到，“被毆打的人不壹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擲石塊或有其他違法行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沖上前時，跑最慢的人。”
當人群再次沖上前的時候，有壹些人被救了回來，他們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帶回來，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識，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們會被帶去哪裡，要怎樣得到醫療救治。人群中有人說，他們不能去醫院，因為警察會在那裡抓他們。
在整個動蕩期間，我跟壹些人交談，他們認為民主仍將來臨，或是說為之奮斗很重要。雖然我沒有學過中文，但我還是設法找到了能用英語交流的人。
17歲的鄒毅（音）是成都柒中的學生，他告訴我，“學生們希望我們的軍隊更強大，更美麗。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國家不是由壹個人而是由人民統治。我認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在國家解放後，人民不敢說出他們的想法。”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塊或是水泥塊，警察把催淚彈投入人群進行反擊。 ANDY LEVIN
壹所中學的馬老師說：“他們在戰斗，因為在我們國家沒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學生，同樣，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學生。”他跟我解釋，“大多數是學生，但也有許多市民。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與進來，因為只有通過這條路，我們才能擁有壹個自由而強大的國家。我們認為現在的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
在街頭，有時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夠清楚地看到當局和人群之間的拉鋸戰。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淚瓦斯（我用壹條濕圍巾蓋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沒有被催淚彈擊中過，但沖在前面的人確實深受其害。
還有的時候，我會走進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築裡，做人們所說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沒有參與其中的人，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充滿興趣。
1989年6月4日，安迪·萊文在日記中寫道：“盡管有催淚瓦斯的刺鼻氣味，但在人群的外圍卻有壹種節日的氣氛。” ANDY LEVIN
6月4日晚上，我寫到：
“盡管有催淚瓦斯的刺鼻氣味，但在人群的外圍卻有壹種節日的氣氛。今天是星期天，對中國人來說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許多人似乎將其視為壹個歷史性的時刻，他們把孩子高高舉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輕人在主幹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戰斗的紀念品。壹個少年把壹個未爆炸的催淚瓦斯罐晃來晃去，引來旁觀者的好奇與驚訝。
許多市民來這裡不是為了戰斗，而是看熱鬧，體驗壹下處於戰斗前線的輕微危險所帶來的刺激，偶爾催淚瓦斯的煙霧和每壹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驚恐逃竄，都會增加這種刺激感。 但最前線的年輕人從未完全逃離，與警方保持大約50到100碼的距離。
下午4:20——警察設法把兩輛公交車弄到廣場上，似乎是作為他們在東翼的路障。
下午4:40——更多的警察從西邊進入廣場。在南邊通向廣場的主道路上，有數以千計的人群，不過當時似乎只有大約300人處於嚴重危險中。
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標——毛澤東巨大雕像的凝視庇護下，站著數拾人。他們就像檢閱游行的元帥。
在壹幢尚未完工的建築物的6樓，聚集在壹起的旁觀者對於這些“元帥”是誰，有著不同的意見。大家似乎壹致認為的是，壹些人是醫務人員，壹些人是黨的領導人。不管怎樣，當警察在下午4:55分把學生從廣場趕走時，他們進了肆川省展覽館。警察似乎暫時離開了廣場，在側翼最後壹搏。那壹刻，看不見警察，人群也變得稀疏。結束了？
1989年6月，成都，圍觀示威的人群。 ANDY LEVIN
下午5:00——部隊實際上依然還在附近，在廣場兩側向後方移動。壹片平靜。然後部隊再次出現在廣場的周邊，用幾顆催淚彈控制了局面。”
某大學的孟姓工程師請求道：“請把這個消息告訴世界。我們的政府腐敗。”
中醫學院30歲的會計明心（音）解釋說：“我們支持趙紫陽。如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最終肯定會獲勝。我們不喜歡李鵬。趙說，他將結束腐敗，不讓他的兒子和其他黨的領導人的子女牟利。”
“自從1919年的學生運動以來，人們壹直在說同樣的話 ——唯有民主與科學可以救中國。在中國，法律並不是人人平等。黨的領導人的孩子，無論做錯什麼事，都不會受到懲罰，”他說。
我問他，既然民眾是多數，為什麼不將警察制服。
“在成都，這是新事物。我們沒有這樣的戰斗的經驗。人們很害怕。但我們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們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們開槍，他們就會變得更勇敢，並去戰斗。我們醫學院/醫院的院長警告我們，如果我們參與學生示威，就會受到懲罰。這是真的。他們在布告欄上貼了通知。”
壹片困境
有壹點需要指出的是，壹方面，這些對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義非凡的；而另壹方面，它們只發生在壹個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壹次，我想暫時遠離所有的催淚瓦斯和行動，我去了城市的另壹部分，去壹家小商店買了壹些東西。每個人都在忙著做他們生意，好像市中心什麼事也沒發生。
事情很快傳開了，但人們不知道被抓的學生被帶去了哪裡。有傳言說抗議者被關押在某壹個派出所裡，於是壹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後，人們確定學生根本就不在那裡。然而，在憤怒中，人們放火燒了派出所。
叁輛消防車從夜色中開來，警聲大作。人們的第壹直覺是閃到壹邊給救火車讓道。但隨後，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變了主意。”就好像在說，“等壹下，我們故意放的火，所以我們不想讓這輛消防車把它滅了。”於是人群包圍了消防車，驅趕消防員，把消防車推翻，然後點燃了消防車。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放火燒了派出所，點燃了消防車和其他車輛。
6月5日上午12:15，我寫了如下：“街上到處都是人，壹片混亂。”“當我沿著人民南路走向廣場時，我開始見到傾倒的垃圾桶和路邊的欄杆。距離毛澤東塑像壹個街區的地方，年輕人正在建造壹個簡陋的路障。最終，我壯起膽子從廣場中心穿過，滿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看不見有警察，但每隔幾分鍾，就會有壹個揚聲器播放公告，壹個聲音說到：“我們伍分鍾後就來抓你。”又壹陣恐慌爆發了，人們都紛紛逃走。”
“大約午夜12:15分的時候，我在廣場往右轉，看見路上有燃燒的物體。兩輛城市大巴，也許就是下午5點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過廣場作為路障的那兩輛大巴，燒的只剩車架了，輪胎仍在燃燒。再遠壹點，壹輛叁輪警用摩托車也在燃燒，然後我意識到我正在走過的街區有壹半著火了。”
“年輕人打爛窗戶、摧毀建築物，以表達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成都體育大學的壹位沒有參與搶劫的學生告訴我：‘人們正在燃燒建築物，因為政府不好。戒嚴是壹個錯誤。我們不喜歡它。’”
“叁輛消防車從廣場的方向開過來去撲滅熊熊大火。但當他們停下來，連接水管並對准火焰時，人們包圍了消防車，並在伍分鍾之內將其中壹輛點燃，並將另壹輛翻過來！難以置信。人群吼叫著表示贊同。伍分鍾後，催淚瓦斯罐頭開始爆炸，人們逃離，這種恐慌情緒並未停止，因為爆炸不斷發生並且越來越靠近——肆，伍，六個。”
我接著寫道：“這是壹個有趣的教訓。從當局角度看，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證明’他們的論點，即騷亂是‘少數暴徒’或‘幾撮不良分子’造成的。當局對於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們。在開始實行強硬路線後，他們無法退縮，只能嚴厲打擊。憤怒的人們，開始搶劫、放火。當局不能讓建築物就這麼被燒毀，所以他們派出消防車。當人們把這些都點燃後，催淚瓦斯就來了。當局壹旦開始犯錯，並堅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我壹路走回人民南路並向錦江邊往南走時，似乎有數百人仍然逗留在各處，仍然有很多人喝著汽水和啤酒、吃著冰淇淋，聚集成群討論當前的情況，壹直到錦江賓館都是這樣。 這是在凌晨1點45分之後了。”
“泛光燈照射下的毛澤東雕像，隨著煙霧彌漫在燈光照射的空間內，仿佛壹個種怪異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壹片困境之中。”
幾天後，19歲的成都大學學生陳靜（音）告訴我，僅僅是他的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就有20名學生在6月4日和5日在與警方的混戰中死去，大約有130人被抓。這些數字無法得到確認。
成都抗議活動中確切的死亡人數不得而知。
壹袋袋土豆
在對峙的第贰個晚上，我去了錦江賓館。我天真地想，我也許可以拿到壹份《人民日報》，得到壹篇關於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的書面報道。
當我在酒店時，發生大騷亂。保安人員將我們所有人推入酒店並鎖上門。他們還鎖住了通常壹直開著的酒店大門。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所以每個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間的陽台上觀看。
壹大群男人破門而入，擠滿了底層。他們與保安人員對抗，並開始從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戶扔石頭。他們拿來壹張8x10的膠合板點燃，諷刺地是，那上面畫著的是西藏的旅游廣告，然後將它滑到酒店大門門縫下面。我們是否會被鎖在壹家著火的酒店裡終結壹生？我在酒店裡瘋狂地跑來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
我回到我之前待著觀望事態的那間房間的陽台上。不久，有六輛卡車載著看起來像是士兵的人進入大院。他們沒有持槍，但似乎有類似刺刀的武器。他們與我過去兩天見過的武裝警察不壹樣。有壹個人非常醒目。他穿著不同的制服，有壹把套在槍套裡的手槍。
1989年6月，成都，街頭受傷的示威者。
這些士兵跳出來，見壹個抓壹個。真是壹片混亂。大多數示威者、襲擊者和圍觀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約有叁拾多人被抓，不管他們是破壞了財產還是只是看熱鬧的，士兵們不知道也不關心。
在接下來的叁個小時裡，我們驚恐地看到這些士兵們毆打、虐待被捕的人。他們要每壹個人向前邁出壹步，雙手綁在身後。他們給他們拍了照片，問了壹些問題，然後把他們頭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車場。他們的頭骨腦袋撞到地面發出的嘭嘭聲，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裡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爛。我發現士兵的領導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圍。我走到他面前，開始用英語對他喊：“你不能這樣做！你這是在沒有任何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殺人。”我也不確定自己具體說了什麼，但我不會說普通話，而他不會說英語。很快，壹些警衛把我趕走了，我又回到了陽台，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可奈何。
在他們“處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後，士兵們又將他們扔到他們開來的其中壹輛大卡車上，就像他們是壹袋袋土豆。 如果那時那些人還沒有死，那麼壓在下面的人很可能會窒息而死。凌晨3點剛過，他們就把車開走了。我不知道他們當中死了多少人。
【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失憶人民共和國：天安門重訪》(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壹書中，對成都鎮壓有詳盡的描述。她寫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不得而知：在成都，政府表示有8人死亡；美國外交官估計這個數字在10到30之間；那些透過酒店窗戶目擊事情的人認為，有數拾人，有些人甚至認為有多達壹百人在他們面前被活活打死。”】
第贰天，武裝部隊坐著卡車在市中心轉圈，抗議活動就此結束。壹切恢復正常，無論這意味著什麼。
我寫下了我的經歷，然後去了錦江賓館的商務中心。我花了壹大筆錢（可能是10美元）將文章傳真給了《底特律新聞》。我當時並不知道傳真是否發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聞》在6月8日發表了我的報道，標題是《另壹個遭受了死亡與混亂的城市》。正是通過這篇文章，我的家人發現我還活著。
1989年6月8日，安迪·萊文發表在《底特律新聞》上的報道。
裂縫中的紙片
我覺得，在目前的政治鎮壓下，還想往西藏自治區跑是不明智的。於是，我去了肆川和甘肅兩省的藏區。
途中，我參觀了夏河附近令人驚歎的拉卜楞寺。在用藏語與我交談之後，幾個僧人把我帶進他們簡陋的住處。他們告訴我，他們壹直受到中國當局的監視。不能自由地祈禱或學習，這讓他們感覺更像是壹個旅游景點，而不是壹個自由運作的修道院。抗議的人都被帶走了。
他們萬分緊張地從牆上的壹條裂縫中取出壹些小紙片展開來。紙上寫滿了關於西藏自由與獨立的口號。他們把它們壓在我的手心，讓我告訴全世界他們的困境。我保證會照做。 我把那些簡陋的小紙片裝框，今天你可以看見它們掛在國會議員辦公樓我的辦公室裡，象征人們渴望自由無所不在。
在肆川和甘肅兩省的藏區，安迪·萊文和藏區人民在壹起。
當我到達甘肅省省會蘭州時，中國鎮壓的後果仍顯而易見。我看到壹大卡車的囚犯經過城市街道。人們告訴我他們是示威者，正被帶去處決。但同樣，我無法證實。
我在成都的經歷，以及我在北部藏區的旅行，深深觸動了我。無論中國政府做什麼或說什麼，我清楚地知道，從香港到成都，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堅信壹個遠離腐敗和權力濫用的，平等和民主的未來終將到來。他們叁拾年沒有實現這些目標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停止為他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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