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圖)
作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壹，《紐約時報》雖正經受電子傳媒的挑戰，發行量也有所下降，卻從未感受到生存威脅。但是，1960年，壹個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長提起的壹場誹謗訴訟，卻幾乎將《紐約時報》逼至絕境，如果不是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瀾，這家百年老店或許早已關門大吉。
1960年3月23日傍晚，約翰來到《紐約時報》總部，聯系刊登廣告事宜。在贰樓廣告部，業務員阿倫森接待了他。阿倫森在《紐約時報》工作了近25年，他向來“恪盡職守，兢兢業業”，負責受理各類社團委托刊登的廣告業務，即所謂“社論式廣告”。像往常壹樣，阿倫森辦理了約翰提交的由“聲援馬丁·路德·金和在南方爭取自由委員會”發起的“關注他們的呐喊”的“社論式廣告”，廣告審查部主管文森特審查後，簽字同意刊出。
誰也沒有料到，這則再平常不過的“社論式廣告”，不僅將《紐約時報》逼至絕境，還推動了美國新聞界真正擔負起監督政府、批評官員的職能，躍升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肆權”。半個多世紀之後，這起名為“《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的案件，仍影響著當代美國社會，與每壹位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回顧20世紀伍六拾年代的美國，種族歧視甚至受到州法律的認可與保護，黑人由生至死都被打入社會底層。黑人小孩只能在教學質量低劣的公立學校就讀，黑人不能進入絕大多數旅館、餐廳，不能與白人同坐公交車。如有違反，會立即被警察逮捕。大多數南方地區的黑人還被剝奪了投票權。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措施違憲之後，種族歧視現象有所緩解，但仍然受到南方各州的抵制。1957年，阿肯色州州長為阻止黑人學生到小石城高中就讀，動用了州國民警衛隊封鎖街區、校園。為維護聯邦法律的尊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派出101空降師進駐小石城，解除了國民警衛隊的武裝，並護送9名黑人學生入校。1961年春，部分民權運動人士搭乘長途車，趕赴阿拉巴馬州抗議種族隔離制度，但遭到白人暴徒的襲擊，無奈，美國總統肯尼迪調遣500名聯邦法警沿途護衛。
《紐約時報》這則“社論式廣告”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刊登的，聲援由黑人發起的和平示威運動，描述了發生在南方的種族主義行為，盡請國會關注他們的呐喊。廣告未對任何人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而是以“南方違憲者”指代相關人員。
沙利文時任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警察局局長，他認為廣告指控他“嚴重失職”，指責“蒙哥馬利巾警方處置不當、玩忽職守”，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指責了警察，作為警察局局長，就是指責了他本人。因此，他於4月19日向蒙哥馬利市巡回法院(阿拉巴馬州屆法院)提起訴訟，控告《紐約時報》及在廣告上署名的4名黑人牧師涉嫌誹謗，要求索賠50萬美元。之後，阿拉巴馬州州長和蒙哥馬利市其他4名官員陸續起訴控告《紐約時報》和4名黑人牧師，各要求索賠50萬美元。僅僅因為刊登這則廣告，《紐約時報》就面臨總計300萬美元的誹謗賠償。
無奈的《紐約時報》和黑人牧師只有應訴，但在阿拉巴馬州連找壹位合作律師都很困難。主審法官是南部聯邦與南方生活方式的忠實擁躉瓊斯法官，他從36位陪審候選人中，選出了12名白人組成陪審團。陪審團只用了2小時20分鍾就得出結論，判定被告敗訴，《紐約時報》和4名黑人牧師必須向沙利文賠償50萬美元。判決使《紐約時報》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在那個時代，50萬美元算得上是天文數字。《紐約時報》提出上訴後，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於1962年8月30日宣布維持原判，駁回上訴，支持瓊斯法官的立場，對構成誹謗的條件進行了最寬泛的解釋，由此對媒體報道種族議題造成了更大威脅。該案的判決使媒體噤聲，再也不敢輕易報道或刊登類似廣告。
《紐約時報》己被逼入絕境，要麼支付巨額賠償，宣告破產；要麼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請求撤銷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在今人看來，阿拉巴馬州法院僅僅因為壹則沒有提到官員姓名的報紙廣告，而且在官員未能證明本人受到任何經濟損失的情況下，就要求支付巨額賠償，這種司法不公還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背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是很容易的事。但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將這類官司打到聯邦最高法院，卻難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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