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穷大学用8年成为教育的珠穆朗玛
等转到第三代，就完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导者的代际转换，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是充分世界化、充分现代化创办大学。
西南联大倡导“教授治校”，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很清楚地认为，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了大学。
那时候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不认可这个学校的治学理念，可以换一所学校。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情。
此外，西南联大还崇尚“唯才是举”，曾经聘请了沈从文当教授。
论学历，他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有学术着作。然而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大多留学欧美名校，要不就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学府毕业，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
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他看中的是沈从文的才华。
后来，西南联大又聘请了钱钟书、华罗庚当了正教授，那会儿他们还都是28岁的小伙儿，这也丝毫不妨碍唯才是举的原则。
西南联大推崇创新，教授们从不照本宣科。陈寅恪给学生上历史课，第一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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