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告别革命的金庸也告别了我们 组图
红花会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集结了四、五十万江湖豪杰的天下第一大帮会，是反清帮派。
倘说杨过、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争议较大的主人公，那么陈家洛大抵是公认最不讨人喜欢的男主角。陈氏先是喜欢上革命女青年霍青桐，一看到霍青桐的妹妹又漂亮又温柔又天真无邪，立马劈腿；后又为了政治目的牺牲香香公主，直把女人当物品。
且不说旧式侠义小说本来就没有女人什么位置，即便撇开女性视角不顾，单单陈家洛和乾隆立约“只反满人不反皇上”，就足以给他安上一顶“招安”的投降派帽子。尽管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时，距离毛“重评《水浒》”还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想必他不会不知道鲁迅对于《水浒传》的经典评价：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整部《书剑恩仇录》中最可爱的人物，反而是那坐第十把交椅的“石敢当”章进，人如其号，“敢”字当头，分明是红花会里的黑旋风李逵。偏偏就是这位石敢当同志，成为了宋江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大牺牲者。
金庸最自负也成就最大的并不是武侠小说，而是政论时评，此为“香江第一健笔”。袁士霄、阿凡提的登场更预示着清王朝不仅压迫汉人，也压迫维族同胞，红花会的革命壮举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而是一场class斗争。可以说《书剑恩仇录》的主线不是陈家洛和张召重的个人恩怨，而是招安，是革命如何毁于投降主义的深刻教训！
为父报仇，袁承志终成人民英雄
《书剑恩仇录》如此，《碧血剑》亦复如是。不同于前者，后者已经展现了蒙太奇式的西方电影表现手法，它更扬弃了“各路好汉齐聚义”的传统剧情，开启了男女主人公同闯天涯的现代浪漫主义叙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五四新文化时期以来的罗曼蒂克风格，在《射雕英雄传》中达到了高峰。
《碧血剑》开启了男女主人公携手走天涯的浪漫主义叙事。
《碧血剑》的线索是复仇。这是武侠小说的恒久主题，我们不会太把这个设定当回事。但不要忘了，该小说创作于1956年，这样刻画复仇在当时来讲仍然是个新事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今人觉得《碧血剑》平淡无奇，当时人却争相传阅。
旧式小说不乏复仇描写，但夏雪宜的复仇和武松的复仇不一样。施耐庵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和大仲马是谁，但是金庸知道。这里不探讨文学技法，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复仇背后的伦理结构。
《碧血剑》里有两场复仇，一场是夏雪宜式的复仇，一场是袁承志式的复仇。1956—1957年的金庸重视的是后者，但1959年以后，后者渐渐散去，只留下了前者。袁承志很不幸，他的仇家居然是皇帝老儿，这预示了此人的复仇不可能通过江湖手段解决，只能通过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革命行动来完成。于是袁承志找到了李自成，把个人仇恨变为了class仇恨，小兵张嘎也是这么成长为人民战士的。
我们今天容易受到金庸后来补写的《袁崇焕评传》的影响，以为他把崇祯描写成屠夫和被迫害妄想狂，是要坐实满清入关的合法性。那是金庸撰写《鹿鼎记》时的想法，不是他撰写《碧血剑》时的想法。袁承志之所以是主人公，意在凸显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意在凸显李自成革命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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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说杨过、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争议较大的主人公，那么陈家洛大抵是公认最不讨人喜欢的男主角。陈氏先是喜欢上革命女青年霍青桐，一看到霍青桐的妹妹又漂亮又温柔又天真无邪，立马劈腿；后又为了政治目的牺牲香香公主，直把女人当物品。
且不说旧式侠义小说本来就没有女人什么位置，即便撇开女性视角不顾，单单陈家洛和乾隆立约“只反满人不反皇上”，就足以给他安上一顶“招安”的投降派帽子。尽管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时，距离毛“重评《水浒》”还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想必他不会不知道鲁迅对于《水浒传》的经典评价：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整部《书剑恩仇录》中最可爱的人物，反而是那坐第十把交椅的“石敢当”章进，人如其号，“敢”字当头，分明是红花会里的黑旋风李逵。偏偏就是这位石敢当同志，成为了宋江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大牺牲者。
金庸最自负也成就最大的并不是武侠小说，而是政论时评，此为“香江第一健笔”。袁士霄、阿凡提的登场更预示着清王朝不仅压迫汉人，也压迫维族同胞，红花会的革命壮举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而是一场class斗争。可以说《书剑恩仇录》的主线不是陈家洛和张召重的个人恩怨，而是招安，是革命如何毁于投降主义的深刻教训！
为父报仇，袁承志终成人民英雄
《书剑恩仇录》如此，《碧血剑》亦复如是。不同于前者，后者已经展现了蒙太奇式的西方电影表现手法，它更扬弃了“各路好汉齐聚义”的传统剧情，开启了男女主人公同闯天涯的现代浪漫主义叙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五四新文化时期以来的罗曼蒂克风格，在《射雕英雄传》中达到了高峰。
《碧血剑》开启了男女主人公携手走天涯的浪漫主义叙事。
《碧血剑》的线索是复仇。这是武侠小说的恒久主题，我们不会太把这个设定当回事。但不要忘了，该小说创作于1956年，这样刻画复仇在当时来讲仍然是个新事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今人觉得《碧血剑》平淡无奇，当时人却争相传阅。
旧式小说不乏复仇描写，但夏雪宜的复仇和武松的复仇不一样。施耐庵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和大仲马是谁，但是金庸知道。这里不探讨文学技法，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复仇背后的伦理结构。
《碧血剑》里有两场复仇，一场是夏雪宜式的复仇，一场是袁承志式的复仇。1956—1957年的金庸重视的是后者，但1959年以后，后者渐渐散去，只留下了前者。袁承志很不幸，他的仇家居然是皇帝老儿，这预示了此人的复仇不可能通过江湖手段解决，只能通过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革命行动来完成。于是袁承志找到了李自成，把个人仇恨变为了class仇恨，小兵张嘎也是这么成长为人民战士的。
我们今天容易受到金庸后来补写的《袁崇焕评传》的影响，以为他把崇祯描写成屠夫和被迫害妄想狂，是要坐实满清入关的合法性。那是金庸撰写《鹿鼎记》时的想法，不是他撰写《碧血剑》时的想法。袁承志之所以是主人公，意在凸显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意在凸显李自成革命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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