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技術產業如何趕超美國(圖)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做出戰略決策，國家制定“863計劃”，中國高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開始起步。在經歷30年的成長期後，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9%，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的支柱性產業。高技術產業呈現出增加值高增長、就業高增長的態勢，並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產品出口額、出口增加值各方面都實現了對美國的追趕和超越。這主要得益於高技術產業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與互補帶動，表現為經濟發展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生命周期趨勢的壹致性。此外，高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外部性，起到了促進制造業高增長、改善經濟結構、推動貿易發展轉型、發揮技術溢出效應的作用。高技術產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重要的支柱產業與新的增長引擎。展望未來，實現高技術產業由大變強，由多變優，由粗變精，由跟隨變為引領，在質量創新等方面趕超美國。
關鍵詞： 高技術產業 趕超 生命周期 多重效應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1]。高技術產業則是制造業的精華，更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無壹例外地都將高技術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產業。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制造強國，其本質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高技術強國。“高技術產業”作為創新性的概念，由西方國家提出並興起。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出版的《技術、貿易和美國經濟》（Technology, Trade and U.S. Economy）將高技術產業（high-technology industry）定義為以技術為主要產品的產業，其對於美國經濟發展具有引領性的作用[2]。
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7）的定義，高技術產業分為5個部分，即航空航天制造業（aircraft and spacecraft）、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computers and office machinery）、醫藥制造業（pharmaceuticals）、醫療設備及儀表制造業（testing, measuring, and control instruments medical, precision and optical instruments）、通信和半導體產業（communications and semiconductors）[3]。
按照中國科技部（2013）的定義，高技術產業是指國民經濟行業中R & D投入強度（即R & 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相對較高的制造業行業，包括：醫藥制造（pharmaceuticals）、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aircraft and spacecraft）、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s）、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computers and office equipments）、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medical equipments andmeters）。信息化學品制造因為不具有統計信息，所以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圍內[4]。其中，科技部（2013）與OECD（2007）的定義存在壹壹對應關系。
當今世界，知識和技術密集型（knowledge andtechnology intensive）產業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步，到如今已經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的主要的增長部門[5]。這也成為中國發展高技術產業趕超式發展的國際大背景。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歷程和道路。中國作為高技術產業的後來者，也是落伍者，如何利用後發優勢、對外開放優勢、自主創新優勢、市場規模優勢、國家政策促進優勢等，快速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進而成為唯壹全面超越美國的發展中國家。
本文由5部分組成：第壹部分，介紹鄧小平關於發展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構想，作為我國高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歷史起點；第贰部分，詳細討論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以美國作為最重要的趕超對象；第叁部分，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與經濟增長的生命周期及相互關系，反映了對美國的經濟趕超與高技術產業趕超；第肆部分，進壹步分析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肆大效應：經濟增長效應、結構優化效應、貿易發展效應以及技術溢出效應；第伍分部為全文總結，在回顧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提出中長期未來展望。
1 鄧小平戰略構想與中國趕超美國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就意識到現代科技革命正在成為世界發展的壹股潮流。1978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上講話就指出，壹系列新興工業正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如高分子合成工業、原子能工業、電子計算機工業、半導體工業、宇航工業、激光工業等[6]。這成為鄧小平決定對外開放的國際大背景，也成為中國幾乎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重要政治動因。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歐洲、日本幾乎同時發動了高新技術革命。美國率先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歐洲跟隨提出“尤裡卡計劃”，日本也制定了“拾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這引發了中國科技界的高度關注。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4位科學家向國家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中國高技術的建議。鄧小平作出重要批示，國務院批准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該計劃選擇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7個領域，確立了15個主題項目作為突破重點，以追蹤世界先進水平。由此，中國高技術自主創新開始起步，跟蹤追隨世界高科技前沿。
1987年黨的“拾叁大”報告首次提出：“注意發展高技術新興技術產業”[7]。198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壹席之地。他預言，下壹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8]。1991年，鄧小平明確提出“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9]。1992年，黨的“拾肆大”報告提出，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設要合理布局，認真辦好，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10]。由此，中國高技術產業開始起步，積極吸引和利用外國資本與技術，開拓國際市場。
可以認為，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大背景，鄧小平的戰略決策、直接推動成為重要的發動因素，按照他當時的構想，中國不僅要追趕歐美日等先行者，還要在世界高技術領域占有壹席之地。而實際上，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高技術產業的生產國和出口國。
2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先追趕後超越
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特征。
（1）准備成長期，為第壹個15年。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至90年代末，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壹方面鼓勵國內科技界、產業界根據國家戰略需求，支持自主創新高技術，建立高新技術開發區；另壹方面，積極吸引外資，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並以出口為導向，發展外向型的高技術產業。這壹時期的高技術產業主要表現為規模小、產品質量不高，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不多等[11]。
（2）全面成長期，為第贰個15年。
中國充分利用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發揮國有與非國有兩種經濟優勢[12]，通過產業化路徑大大加快了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成為世界上唯壹成功趕超美國的發展中國家。此過程大體經歷了3個“伍年計劃或規劃”，實現了3次跨越式的發展。
本文采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增加值占世界總量比重、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世界總量比重、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以美國為追趕和超越對象，設計了趕超系數，即中國主要指標相對於美國的百分比，表征中國相對美國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由於涉及到中美兩國比較，文章采用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數據，樣本區間為2000-2015年。研究結果表明：
第壹，2000年以來，我國高技術產業呈雙高速增長，即增加值高增長、就業高增長，迅速實現了高技術科技化到高技術產業化的重大轉變。從“拾伍”到“拾贰伍”期間，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明顯高於非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也高於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在2001-2015年期間分別相當於2.46倍和2.25倍，其中“拾伍”時期分別高達3.59倍和3.18倍（表 1）。2000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1 818.5億元，到2015年增至34 027.56億元，年均增長率22.42%，遠高於同期制造業增加值增長速度（10.50%）；高技術從業人數從2000年的390萬人，增至2013年的1 294萬人，新增就業904萬人，年均增長率高達8.9%，大大高於同期工業就業增長率。
第贰，進入21世紀，中國從世界高技術大國成為世界高技術第壹大國。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為3.16%，到2015年升至29.08%，比2000年提高了25.92個百分點，已經超過美國（表 2和圖 1）。
圖 1 中美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2000-2015年）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作為“後來者”與“落伍者”的快速發展，以及相對美國的追趕與超越的過程。按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計算，可分為4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2000年之前，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不足10%，與美國之間有巨大的相對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第贰個階段是2000年之後的“拾伍”時期，是中國高技術產業化高速起步階段，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高達34.7%，到2005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迅速提至28.6%，大大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差距（3.5倍左右）；第叁個階段是“拾壹伍”時期，也是中國高技術產業繼續加速追趕美國的階段，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為22.0%，到2010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提至57.1%，僅用10年時間（2000-2010年）完成了壹半以上的追趕；第肆個階段是“拾贰伍”時期，更是中國高技術產業超越美國的階段，盡管這壹時期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降至13.9%，但到2015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突破了100%（表 2和圖 1），這表明僅用5年的時間（2010-2015年）不僅完成了所剩的壹半追趕過程，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從追趕到超越。這表明，中國實現了對美國高技術產業的趕超，在作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高技術產品工廠。
第叁，中國高技術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也迅速實現了對美國的趕超。按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計算，可分為4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1992-2000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從4.1%提至21.1%，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從24.4倍縮小至不足5倍；第贰個階段是2000之後的“拾伍”時期，到2005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迅速提至113.2%，已經超過了美國；第叁個階段是“拾壹伍”時期，到2010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提至278.2%；第肆個階段是“拾贰伍”時期，到2014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突破了358.8%（表 3和圖 2）。這表明，中國不僅作為世界高技術產品工廠，而且也作為世界高技術產品出口市場的真正主導者。
圖 2 中國、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世界比重（2000-2014年） 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第肆，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也超過了美國。近年來，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按照增加值的貿易核算方法逐漸取代以往官方貿易統計的核算[15]。這就克服了按出口總額計算的虛高現象，更能反映壹國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及其動態變化。按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占世界總量比重分析，從2000年的8.33%升至2014年的24.04%，提高了15.7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1.12個百分點，反映了中國在全球高技術產品價值鏈中呈上升趨勢，與此相反，美國這壹比重是持續下降的，從2000年的17.76%降至2014年的12.36%，下降了5.4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3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高技術產品價值鏈中是呈下降趨勢。按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追趕系數分析，從2000年的46.90%到2010年升至194.12%，提高了147.22個百分點（表 4），反映了這壹時期追趕乃至超越的情形，而後保持這壹水平。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壹研究結果與2016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 2015年亞洲經濟壹體化報告》的結論基本壹致。該報告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在亞洲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壹，提高了34.4個百分點，而日本從25.5%降至7.7%，韓國從10.7%降至9.4%，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國在亞洲的出口價值鏈正從低技術產品轉向高技術產品”[16]。
3 高技術產業與經濟增長的生命周期
經濟全球化根本改變了在封閉條件下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決定並影響生命周期的因素，不僅取決於國內市場的創新能力，更取決於國際市場創新能力。反映生命周期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全球市場份額的升降，這裡筆者仍然采用趕超系數，來分析這兩個周期及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本身就存在發展生命周期，為了便於國際比較，我們使用聯合國與世界銀行推薦的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而不是匯率）轉換成以通用貨幣計算的數據[17]，即以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來表征，可以劃分為：初步成長期，1990-2000年，趕超系數從16.60%提至35.79%，提高了19.1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9個百分點；快速追趕期，2000-2005年，追趕系數提至50%以上，提高了14.5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2.9個百分點；加速追趕期，2005-2010年，追趕系數提至80%以上，提高了32.2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6.45個百分點；進入超越期，到2015年趕超系數升至108.79%（表 5），提高了26.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5.24個百分點。
中國高技術產業本身也存在著發展生命周期，若以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來表征，誠如前文所述，經歷了4個階段，實現了從追趕到超越的變動。
若將經濟趕超與高技術產業趕超的曲線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形成了“兩個趕超”（圖 3）。1999年，我國GDP（PPP）相對於美國的追趕系數為34.36%，2015年達到美國的108.79%，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之比也從6.18%迅速增至100.49%。高技術產業的生命發展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存在顯著的同周期關系。它們體現了整體趕超與局部趕超的關系，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圖 3 中國GDP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趕超系數（1999-2015年） 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100%
（1）反映它們之間的溢出帶動關系。
經濟趕超有助於扶植和推動產業趕超，突出表現為在初期階段，經濟趕超系數高於產業趕超系數，經濟趕超可以拉動產業趕超；同時產業趕超有助於促進和支撐經濟趕超，當產業趕超系數與經濟趕超系數之間差距縮小，產業趕超可以推動經濟持續趕超。這種相互的促進作用，顯著地提高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性。
（2）反映它們之間的互補帶動關系。即包括產業間的互補關系，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會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反映了技術間的互補效用，高技術本身及使用都會對其他產業的中高技術、中技術、低技術產生互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產生對高技術產業創新、創造的新的需求、新的價值、新的市場。
圖 3中國GDP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趕超系數（1999-2015年）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100%在國際市場，若將商品出口趕超與高技術產品出口趕超的曲線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貿易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圖 4），與國內市場上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的趨勢具有壹致性，即持續上升。
圖 4 國際市場貿易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的關系 中國商品出口額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貿易發展的生命周期，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美國=100%
（1）在國際市場上，無論是商品出口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都極具國際競爭力，突出表現為高技術產品出口趕超系數與商品出口趕超系數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相繼超過美國，到2014年又分別進壹步升至358.91%和144.54%，顯示了高技術產品更具競爭力。
（2）高技術產品在全球市場份額與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即壹方面高技術產品出口強勢支撐商品出口貿易增長，另壹方面也會進壹步支撐國內經濟增長。
由此可知，無論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無論是高技術產品增加值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都顯示了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生命周期，正處在上升期，這也與中國經濟（指GDP）、制造業處在上升期相壹致；與此相反，我們也發現：美國高技術產業已經過了高峰期（以占世界比重的最高點為標志），進入了下降期，與美國經濟（指GDP）、制造業處在下降期基本壹致。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作為高技術產業的落伍者、後來者，在過去30年“後來居上”，特別是過去15年“跨越發展”，不僅快速追趕美國，並超越美國。這充分反映了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本身就是創新驅動發展，包括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開放創新等，才有可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本身就成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成功案例。
4 高技術產業的肆大效應
高技術產業，是世界第叁次工業革命的創新和產物，在許多方面，已大大不同於傳統制造業，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外溢性、創新性。就中國而言，最具特色的就是具有超級規模的市場，這必將產生多重效應，如促進經濟增長效應，優化經濟結構效應，促進貿易發展效應，尤其是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
4.1 經濟增長效應
（1）高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增長效應。
在2000-2014年期間，高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直接貢獻率達到了4.95%（表 6），不僅使高技術產業迅速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更成為壹個新的、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
（2）高技術產業直接對制造業發展的增長效應，成為制造業的新的增長引擎。在2000-2014年期間，對制造業增長直接貢獻率為16.56%（表 6）。
高技術產業對於制造業與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高於其增加值占制造業與經濟的比重，不僅提高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數量，更加有利於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
4.2 結構優化效應
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高技術產業的增長顯著改善了經濟結構。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47%，超過了2%，還只是國民經濟的新興產業；到2005年，占GDP比重達到了4.73%（表 7），超過了4%的水平，成為了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2015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了4.89%，接近5%，已經成為重要的支柱性產業。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國家所確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7大領域（節能環保、新壹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就包含了高技術產業，其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約4%提至2015年的8% [18]，其中高技術產業作出了第壹大貢獻。
高技術產業發展，同時顯著提高了我國制造業結構水平，推動了我國制造業從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制造業的轉型。1999年，中國和印度處於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相同階段，中國高技術產業占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為6.23%，遠低於處於高技術產業最前沿的美國的21.61%。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高技術產業占制造業比重在2005年達到14.52%，在2014年達到了15.33%（表 8），顯著改善了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但與美國的比重（24.71%）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說明我國制造業從傳統型、中低技術型向先進型、高技術型轉型的任務遠未完成。
4.3 貿易發展效應
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得益於高技術產業迅速地融入國際市場。高技術產業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從2000年的18.98%增至2014年的25.37%（表 9），迅速提高了我國制成品出口的出口質量。同時，高技術產業對於制成品出口的貢獻，2000-2014年為26.08%（表 10），高於其對於制造業增長的貢獻，表明高技術產品出口迅速帶動了制成品的出口。
4.4 技術溢出效應
以高技術產業為紐帶，帶動了壹大批包括制造業與服務業在內的知識與密集型產業（Knowledgeand Technology Intensive，KTI）的迅速發展以及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產業[19]的迅速發展。
就KTI產業而言，2000年我國占世界比重為2.68%，遠低於美國的40.22%，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僅為6.65%。2010年，中國占世界比重迅速達到6.98%，其趕超系數達到21.86%，“拾伍”“拾壹伍”時期增長了15.21個百分點。“拾贰伍”時期，加速效應顯現，到2014年，中國占世界比重達到10.28%，趕超系數增至32.04%（表 11），增長了10.18個百分點。
就ICT服務出口而言，我國也經歷了從小到大，從無到有的過程。1982-2000年，ICT服務出口的趕超系數從2.08%增至17.77%，18年間提高了15.69個百分點。2000年之後，隨著高技術產業的跨越式增長，ICT服務出口也迅速增長，趕超系數到2014年達到48.64%，14年提高了30.87個百分點（表 12）。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業超過美國，但是高技術產業的服務業還與美國有較大的差距，反映在KTI產業增加值，2014年美國相當於中國的3.2倍，也反映在ICT服務出口，2015年美國相當於中國的2.06倍。這正是中國今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即大力發展高技術服務型產業，大力促進高技術服務出口貿易。
總之，正是由於我國高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外溢性以及中國巨大市場的規模效應，不僅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還產生了多重效應，不斷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增長、貿易增長，不斷優化生產結構（指GDP結構）、產業結構（指制造業結構和服務業結構）、貿易結構。不僅提高了經濟增長數量，更優化了經濟結構，進而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逐漸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重要的支柱產業與新的增長引擎。
5 回顧與展望
30年前，中國科學家關於發展高技術的建議與世界同步，中國政治家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了“在世界高技術領域占有壹席之地”的戰略設想，並預言了21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政府及時制定了“863”計劃，在極低收入條件下發動了高技術創新革命，發動了高技術產業革命。
現在回過頭來看，經過了第壹個15年的准備成長階段，我國高技術產業從無到有、從落伍者到追趕者；又經歷了21世紀頭15年的全面成長階段，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從追趕者到超越者、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成功實現了對於世界高技術產業前沿的美國的趕超，已經大大超過了“占有壹席之地”的戰略設想，展現了中國科技界與產業界極強的發展動力和生命力。
盡管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出口額、出口增加值均超過了美國，但是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相比，數量大、質量低，模仿多、原創少，壹般性創新多、顛覆性創新少，壹般技術強、關鍵性技術弱；國內企業眾多、世界級企業相對較少；國內商標眾多、世界知名品牌少；產品批量大、資源效率低；高技術制造與出口能力強、高技術服務與出口大為滯後；總體實力強、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等。因此，在基本實現高技術產業數量趕超美國之後，下壹步重點是實現高技術產業由大變強，由多變優，由粗變精，由跟隨變為引領，在質量創新等方面趕超美國。
展望未來35年，中國仍以美國為趕超目標。為此，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科技界、產業界制定《中國高技術產業中長期設想》，通過“叁步走”實現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強國戰略目標：第壹步，到2025年邁入世界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強國行列，與美國相對差距明顯縮小；第贰步，到2035年我國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達到美國水平；第叁步，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我國高技術產業綜合實力，特別是質量創新實力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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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技術產業 趕超 生命周期 多重效應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1]。高技術產業則是制造業的精華，更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無壹例外地都將高技術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產業。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制造強國，其本質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高技術強國。“高技術產業”作為創新性的概念，由西方國家提出並興起。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出版的《技術、貿易和美國經濟》（Technology, Trade and U.S. Economy）將高技術產業（high-technology industry）定義為以技術為主要產品的產業，其對於美國經濟發展具有引領性的作用[2]。
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7）的定義，高技術產業分為5個部分，即航空航天制造業（aircraft and spacecraft）、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computers and office machinery）、醫藥制造業（pharmaceuticals）、醫療設備及儀表制造業（testing, measuring, and control instruments medical, precision and optical instruments）、通信和半導體產業（communications and semiconductors）[3]。
按照中國科技部（2013）的定義，高技術產業是指國民經濟行業中R & D投入強度（即R & 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相對較高的制造業行業，包括：醫藥制造（pharmaceuticals）、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aircraft and spacecraft）、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s）、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computers and office equipments）、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medical equipments andmeters）。信息化學品制造因為不具有統計信息，所以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圍內[4]。其中，科技部（2013）與OECD（2007）的定義存在壹壹對應關系。
當今世界，知識和技術密集型（knowledge andtechnology intensive）產業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步，到如今已經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的主要的增長部門[5]。這也成為中國發展高技術產業趕超式發展的國際大背景。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歷程和道路。中國作為高技術產業的後來者，也是落伍者，如何利用後發優勢、對外開放優勢、自主創新優勢、市場規模優勢、國家政策促進優勢等，快速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進而成為唯壹全面超越美國的發展中國家。
本文由5部分組成：第壹部分，介紹鄧小平關於發展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構想，作為我國高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歷史起點；第贰部分，詳細討論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以美國作為最重要的趕超對象；第叁部分，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與經濟增長的生命周期及相互關系，反映了對美國的經濟趕超與高技術產業趕超；第肆部分，進壹步分析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肆大效應：經濟增長效應、結構優化效應、貿易發展效應以及技術溢出效應；第伍分部為全文總結，在回顧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提出中長期未來展望。
1 鄧小平戰略構想與中國趕超美國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就意識到現代科技革命正在成為世界發展的壹股潮流。1978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上講話就指出，壹系列新興工業正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如高分子合成工業、原子能工業、電子計算機工業、半導體工業、宇航工業、激光工業等[6]。這成為鄧小平決定對外開放的國際大背景，也成為中國幾乎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重要政治動因。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歐洲、日本幾乎同時發動了高新技術革命。美國率先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歐洲跟隨提出“尤裡卡計劃”，日本也制定了“拾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這引發了中國科技界的高度關注。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4位科學家向國家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中國高技術的建議。鄧小平作出重要批示，國務院批准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該計劃選擇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7個領域，確立了15個主題項目作為突破重點，以追蹤世界先進水平。由此，中國高技術自主創新開始起步，跟蹤追隨世界高科技前沿。
1987年黨的“拾叁大”報告首次提出：“注意發展高技術新興技術產業”[7]。198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壹席之地。他預言，下壹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8]。1991年，鄧小平明確提出“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9]。1992年，黨的“拾肆大”報告提出，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設要合理布局，認真辦好，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10]。由此，中國高技術產業開始起步，積極吸引和利用外國資本與技術，開拓國際市場。
可以認為，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大背景，鄧小平的戰略決策、直接推動成為重要的發動因素，按照他當時的構想，中國不僅要追趕歐美日等先行者，還要在世界高技術領域占有壹席之地。而實際上，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高技術產業的生產國和出口國。
2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歷程：先追趕後超越
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特征。
（1）准備成長期，為第壹個15年。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至90年代末，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壹方面鼓勵國內科技界、產業界根據國家戰略需求，支持自主創新高技術，建立高新技術開發區；另壹方面，積極吸引外資，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並以出口為導向，發展外向型的高技術產業。這壹時期的高技術產業主要表現為規模小、產品質量不高，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不多等[11]。
（2）全面成長期，為第贰個15年。
中國充分利用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發揮國有與非國有兩種經濟優勢[12]，通過產業化路徑大大加快了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成為世界上唯壹成功趕超美國的發展中國家。此過程大體經歷了3個“伍年計劃或規劃”，實現了3次跨越式的發展。
本文采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增加值占世界總量比重、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世界總量比重、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以美國為追趕和超越對象，設計了趕超系數，即中國主要指標相對於美國的百分比，表征中國相對美國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由於涉及到中美兩國比較，文章采用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數據，樣本區間為2000-2015年。研究結果表明：
第壹，2000年以來，我國高技術產業呈雙高速增長，即增加值高增長、就業高增長，迅速實現了高技術科技化到高技術產業化的重大轉變。從“拾伍”到“拾贰伍”期間，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明顯高於非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也高於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在2001-2015年期間分別相當於2.46倍和2.25倍，其中“拾伍”時期分別高達3.59倍和3.18倍（表 1）。2000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1 818.5億元，到2015年增至34 027.56億元，年均增長率22.42%，遠高於同期制造業增加值增長速度（10.50%）；高技術從業人數從2000年的390萬人，增至2013年的1 294萬人，新增就業904萬人，年均增長率高達8.9%，大大高於同期工業就業增長率。
第贰，進入21世紀，中國從世界高技術大國成為世界高技術第壹大國。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為3.16%，到2015年升至29.08%，比2000年提高了25.92個百分點，已經超過美國（表 2和圖 1）。
圖 1 中美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2000-2015年）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作為“後來者”與“落伍者”的快速發展，以及相對美國的追趕與超越的過程。按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計算，可分為4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2000年之前，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不足10%，與美國之間有巨大的相對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第贰個階段是2000年之後的“拾伍”時期，是中國高技術產業化高速起步階段，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高達34.7%，到2005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迅速提至28.6%，大大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差距（3.5倍左右）；第叁個階段是“拾壹伍”時期，也是中國高技術產業繼續加速追趕美國的階段，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為22.0%，到2010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提至57.1%，僅用10年時間（2000-2010年）完成了壹半以上的追趕；第肆個階段是“拾贰伍”時期，更是中國高技術產業超越美國的階段，盡管這壹時期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率降至13.9%，但到2015年，中國相對美國的趕超系數突破了100%（表 2和圖 1），這表明僅用5年的時間（2010-2015年）不僅完成了所剩的壹半追趕過程，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從追趕到超越。這表明，中國實現了對美國高技術產業的趕超，在作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高技術產品工廠。
第叁，中國高技術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也迅速實現了對美國的趕超。按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計算，可分為4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1992-2000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從4.1%提至21.1%，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從24.4倍縮小至不足5倍；第贰個階段是2000之後的“拾伍”時期，到2005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迅速提至113.2%，已經超過了美國；第叁個階段是“拾壹伍”時期，到2010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提至278.2%；第肆個階段是“拾贰伍”時期，到2014年，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突破了358.8%（表 3和圖 2）。這表明，中國不僅作為世界高技術產品工廠，而且也作為世界高技術產品出口市場的真正主導者。
圖 2 中國、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世界比重（2000-2014年） 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第肆，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也超過了美國。近年來，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按照增加值的貿易核算方法逐漸取代以往官方貿易統計的核算[15]。這就克服了按出口總額計算的虛高現象，更能反映壹國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及其動態變化。按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增加值占世界總量比重分析，從2000年的8.33%升至2014年的24.04%，提高了15.7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1.12個百分點，反映了中國在全球高技術產品價值鏈中呈上升趨勢，與此相反，美國這壹比重是持續下降的，從2000年的17.76%降至2014年的12.36%，下降了5.4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3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高技術產品價值鏈中是呈下降趨勢。按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追趕系數分析，從2000年的46.90%到2010年升至194.12%，提高了147.22個百分點（表 4），反映了這壹時期追趕乃至超越的情形，而後保持這壹水平。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壹研究結果與2016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 2015年亞洲經濟壹體化報告》的結論基本壹致。該報告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在亞洲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壹，提高了34.4個百分點，而日本從25.5%降至7.7%，韓國從10.7%降至9.4%，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國在亞洲的出口價值鏈正從低技術產品轉向高技術產品”[16]。
3 高技術產業與經濟增長的生命周期
經濟全球化根本改變了在封閉條件下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決定並影響生命周期的因素，不僅取決於國內市場的創新能力，更取決於國際市場創新能力。反映生命周期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全球市場份額的升降，這裡筆者仍然采用趕超系數，來分析這兩個周期及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本身就存在發展生命周期，為了便於國際比較，我們使用聯合國與世界銀行推薦的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而不是匯率）轉換成以通用貨幣計算的數據[17]，即以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來表征，可以劃分為：初步成長期，1990-2000年，趕超系數從16.60%提至35.79%，提高了19.1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9個百分點；快速追趕期，2000-2005年，追趕系數提至50%以上，提高了14.5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2.9個百分點；加速追趕期，2005-2010年，追趕系數提至80%以上，提高了32.2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6.45個百分點；進入超越期，到2015年趕超系數升至108.79%（表 5），提高了26.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5.24個百分點。
中國高技術產業本身也存在著發展生命周期，若以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相對於美國趕超系數來表征，誠如前文所述，經歷了4個階段，實現了從追趕到超越的變動。
若將經濟趕超與高技術產業趕超的曲線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形成了“兩個趕超”（圖 3）。1999年，我國GDP（PPP）相對於美國的追趕系數為34.36%，2015年達到美國的108.79%，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之比也從6.18%迅速增至100.49%。高技術產業的生命發展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存在顯著的同周期關系。它們體現了整體趕超與局部趕超的關系，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圖 3 中國GDP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趕超系數（1999-2015年） 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100%
（1）反映它們之間的溢出帶動關系。
經濟趕超有助於扶植和推動產業趕超，突出表現為在初期階段，經濟趕超系數高於產業趕超系數，經濟趕超可以拉動產業趕超；同時產業趕超有助於促進和支撐經濟趕超，當產業趕超系數與經濟趕超系數之間差距縮小，產業趕超可以推動經濟持續趕超。這種相互的促進作用，顯著地提高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性。
（2）反映它們之間的互補帶動關系。即包括產業間的互補關系，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會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反映了技術間的互補效用，高技術本身及使用都會對其他產業的中高技術、中技術、低技術產生互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產生對高技術產業創新、創造的新的需求、新的價值、新的市場。
圖 3中國GDP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趕超系數（1999-2015年）中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100%在國際市場，若將商品出口趕超與高技術產品出口趕超的曲線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貿易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圖 4），與國內市場上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的趨勢具有壹致性，即持續上升。
圖 4 國際市場貿易發展與產業發展生命周期的關系 中國商品出口額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貿易發展的生命周期，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與美國的比值，用來表征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美國=100%
（1）在國際市場上，無論是商品出口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都極具國際競爭力，突出表現為高技術產品出口趕超系數與商品出口趕超系數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相繼超過美國，到2014年又分別進壹步升至358.91%和144.54%，顯示了高技術產品更具競爭力。
（2）高技術產品在全球市場份額與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即壹方面高技術產品出口強勢支撐商品出口貿易增長，另壹方面也會進壹步支撐國內經濟增長。
由此可知，無論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無論是高技術產品增加值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都顯示了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生命周期，正處在上升期，這也與中國經濟（指GDP）、制造業處在上升期相壹致；與此相反，我們也發現：美國高技術產業已經過了高峰期（以占世界比重的最高點為標志），進入了下降期，與美國經濟（指GDP）、制造業處在下降期基本壹致。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作為高技術產業的落伍者、後來者，在過去30年“後來居上”，特別是過去15年“跨越發展”，不僅快速追趕美國，並超越美國。這充分反映了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本身就是創新驅動發展，包括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開放創新等，才有可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本身就成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成功案例。
4 高技術產業的肆大效應
高技術產業，是世界第叁次工業革命的創新和產物，在許多方面，已大大不同於傳統制造業，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外溢性、創新性。就中國而言，最具特色的就是具有超級規模的市場，這必將產生多重效應，如促進經濟增長效應，優化經濟結構效應，促進貿易發展效應，尤其是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
4.1 經濟增長效應
（1）高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增長效應。
在2000-2014年期間，高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直接貢獻率達到了4.95%（表 6），不僅使高技術產業迅速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更成為壹個新的、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
（2）高技術產業直接對制造業發展的增長效應，成為制造業的新的增長引擎。在2000-2014年期間，對制造業增長直接貢獻率為16.56%（表 6）。
高技術產業對於制造業與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高於其增加值占制造業與經濟的比重，不僅提高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數量，更加有利於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
4.2 結構優化效應
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高技術產業的增長顯著改善了經濟結構。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47%，超過了2%，還只是國民經濟的新興產業；到2005年，占GDP比重達到了4.73%（表 7），超過了4%的水平，成為了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2015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了4.89%，接近5%，已經成為重要的支柱性產業。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國家所確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7大領域（節能環保、新壹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就包含了高技術產業，其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約4%提至2015年的8% [18]，其中高技術產業作出了第壹大貢獻。
高技術產業發展，同時顯著提高了我國制造業結構水平，推動了我國制造業從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制造業的轉型。1999年，中國和印度處於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相同階段，中國高技術產業占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為6.23%，遠低於處於高技術產業最前沿的美國的21.61%。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高技術產業占制造業比重在2005年達到14.52%，在2014年達到了15.33%（表 8），顯著改善了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但與美國的比重（24.71%）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說明我國制造業從傳統型、中低技術型向先進型、高技術型轉型的任務遠未完成。
4.3 貿易發展效應
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得益於高技術產業迅速地融入國際市場。高技術產業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從2000年的18.98%增至2014年的25.37%（表 9），迅速提高了我國制成品出口的出口質量。同時，高技術產業對於制成品出口的貢獻，2000-2014年為26.08%（表 10），高於其對於制造業增長的貢獻，表明高技術產品出口迅速帶動了制成品的出口。
4.4 技術溢出效應
以高技術產業為紐帶，帶動了壹大批包括制造業與服務業在內的知識與密集型產業（Knowledgeand Technology Intensive，KTI）的迅速發展以及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產業[19]的迅速發展。
就KTI產業而言，2000年我國占世界比重為2.68%，遠低於美國的40.22%，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趕超系數僅為6.65%。2010年，中國占世界比重迅速達到6.98%，其趕超系數達到21.86%，“拾伍”“拾壹伍”時期增長了15.21個百分點。“拾贰伍”時期，加速效應顯現，到2014年，中國占世界比重達到10.28%，趕超系數增至32.04%（表 11），增長了10.18個百分點。
就ICT服務出口而言，我國也經歷了從小到大，從無到有的過程。1982-2000年，ICT服務出口的趕超系數從2.08%增至17.77%，18年間提高了15.69個百分點。2000年之後，隨著高技術產業的跨越式增長，ICT服務出口也迅速增長，趕超系數到2014年達到48.64%，14年提高了30.87個百分點（表 12）。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業超過美國，但是高技術產業的服務業還與美國有較大的差距，反映在KTI產業增加值，2014年美國相當於中國的3.2倍，也反映在ICT服務出口，2015年美國相當於中國的2.06倍。這正是中國今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即大力發展高技術服務型產業，大力促進高技術服務出口貿易。
總之，正是由於我國高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外溢性以及中國巨大市場的規模效應，不僅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還產生了多重效應，不斷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增長、貿易增長，不斷優化生產結構（指GDP結構）、產業結構（指制造業結構和服務業結構）、貿易結構。不僅提高了經濟增長數量，更優化了經濟結構，進而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逐漸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重要的支柱產業與新的增長引擎。
5 回顧與展望
30年前，中國科學家關於發展高技術的建議與世界同步，中國政治家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了“在世界高技術領域占有壹席之地”的戰略設想，並預言了21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政府及時制定了“863”計劃，在極低收入條件下發動了高技術創新革命，發動了高技術產業革命。
現在回過頭來看，經過了第壹個15年的准備成長階段，我國高技術產業從無到有、從落伍者到追趕者；又經歷了21世紀頭15年的全面成長階段，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從追趕者到超越者、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成功實現了對於世界高技術產業前沿的美國的趕超，已經大大超過了“占有壹席之地”的戰略設想，展現了中國科技界與產業界極強的發展動力和生命力。
盡管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出口額、出口增加值均超過了美國，但是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相比，數量大、質量低，模仿多、原創少，壹般性創新多、顛覆性創新少，壹般技術強、關鍵性技術弱；國內企業眾多、世界級企業相對較少；國內商標眾多、世界知名品牌少；產品批量大、資源效率低；高技術制造與出口能力強、高技術服務與出口大為滯後；總體實力強、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等。因此，在基本實現高技術產業數量趕超美國之後，下壹步重點是實現高技術產業由大變強，由多變優，由粗變精，由跟隨變為引領，在質量創新等方面趕超美國。
展望未來35年，中國仍以美國為趕超目標。為此，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科技界、產業界制定《中國高技術產業中長期設想》，通過“叁步走”實現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強國戰略目標：第壹步，到2025年邁入世界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強國行列，與美國相對差距明顯縮小；第贰步，到2035年我國高技術產業質量創新達到美國水平；第叁步，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我國高技術產業綜合實力，特別是質量創新實力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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