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 雾霾下三位母亲选择 离开不再回来
博物馆里的孩子们都很开心。没有人戴口罩。田甜没忍住，给“测霾大行动”的组织者打了个电话：“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带一打口罩来发。”想起此前的雾霾天，总有妈妈说要带孩子去哪个室内游乐场“躲霾”，她就难过，觉得还不如在室外，至少孩子不会摘口罩。
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车开进小区的时候，保安来开门。儿子突然问：“妈妈，保安叔叔没有戴口罩，我有两个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给保安叔叔一个？”早晨出门前收快递，儿子又批评她：“妈妈你能不能别老买东西？你不是说雾霾有毒吗？你老买（东西）快递员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过的意识。欣慰之余，她觉得这次志愿参与的活动有了意义：“雾霾是这么扩散的，观念也是这么扩散的。……未来的世界是他们创造的，你要让他知道，他才会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尽管拿出雾霾检测仪的时候总有莫名的心虚感，但这让她更坚信参加活动的意义：“只有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对的那个人才是对的。”她认为，商家主动监测并实时公布结果，才是该有的样子。“全城测霾大行动”能促成什么成果，她并不确定。“最起码知道哪里不安全，不会带孩子去。”她说，即便测量数据不那么准确，也可以做个参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还在讨论，起码还在关注。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如果没有人不停地呼吁，习惯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也就做了一点点嘛。”她笑着说，“洛杉矶的抗霾行动，也是一群妈妈发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洛杉矶一群家庭妇女自发组织的Stamp Out Smog（意为“驱除烟雾”）行动，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从二三十个成员不断壮大，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这支焦虑的母亲队伍，成为推动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力量。“我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说。
在《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文中，吴强写道：“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
说起儿子的未来，田甜的丈夫开玩笑：“以前觉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奋斗一下，争取成功。现在觉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养活到18岁，就行了，就不容易了。”这个在很多年前田甜考虑去珠海工作时强烈反对的北京土着爷们儿，在这次红色预警后，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国外工作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带全家人一起移民。“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
兰燕飞和田甜两个家庭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测：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很可能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护“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就只能做好防护。”都海虹很无奈。
她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女儿正读六年级。无论从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虑，她都无法想象搬迁。保定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中间，空气质量常年排全国倒数，1996年她来此读大学，记忆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只不知道有没有霾。 “张家口是没有雾的。”都海虹说起家乡眉飞色舞。小时候镇上有条河，很大很清亮，还有水鸟，她们放学都去河边玩。今年夏天，她带着学生去张家口的农村做调研：“对比太大了！张家口那个蓝天，你看着都觉得晕。”张家口大片接壤内蒙，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风口，重污染企业也很少。
都海虹怀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儿读高中时能出国交流：“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儿能去没有雾霾的地方，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她筹划着，等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点退休去别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点，她去接女儿放学时忘了拿口罩，总是下意识地用毛衣领子捂住口鼻，尽管明知道没用。保定当天的空气，没戴口罩让她觉得窒息。
车停在学校附近，提前等在路边。这是都海虹现在的习惯。学校有夏令时和冬令时，有一次她记错时间，让孩子等了半个小时，至今想起来还懊恼：“我心里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怎么能让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么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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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车开进小区的时候，保安来开门。儿子突然问：“妈妈，保安叔叔没有戴口罩，我有两个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给保安叔叔一个？”早晨出门前收快递，儿子又批评她：“妈妈你能不能别老买东西？你不是说雾霾有毒吗？你老买（东西）快递员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过的意识。欣慰之余，她觉得这次志愿参与的活动有了意义：“雾霾是这么扩散的，观念也是这么扩散的。……未来的世界是他们创造的，你要让他知道，他才会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尽管拿出雾霾检测仪的时候总有莫名的心虚感，但这让她更坚信参加活动的意义：“只有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对的那个人才是对的。”她认为，商家主动监测并实时公布结果，才是该有的样子。“全城测霾大行动”能促成什么成果，她并不确定。“最起码知道哪里不安全，不会带孩子去。”她说，即便测量数据不那么准确，也可以做个参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还在讨论，起码还在关注。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如果没有人不停地呼吁，习惯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也就做了一点点嘛。”她笑着说，“洛杉矶的抗霾行动，也是一群妈妈发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洛杉矶一群家庭妇女自发组织的Stamp Out Smog（意为“驱除烟雾”）行动，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从二三十个成员不断壮大，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这支焦虑的母亲队伍，成为推动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力量。“我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说。
在《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文中，吴强写道：“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
说起儿子的未来，田甜的丈夫开玩笑：“以前觉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奋斗一下，争取成功。现在觉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养活到18岁，就行了，就不容易了。”这个在很多年前田甜考虑去珠海工作时强烈反对的北京土着爷们儿，在这次红色预警后，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国外工作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带全家人一起移民。“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
兰燕飞和田甜两个家庭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测：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很可能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护“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就只能做好防护。”都海虹很无奈。
她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女儿正读六年级。无论从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虑，她都无法想象搬迁。保定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中间，空气质量常年排全国倒数，1996年她来此读大学，记忆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只不知道有没有霾。 “张家口是没有雾的。”都海虹说起家乡眉飞色舞。小时候镇上有条河，很大很清亮，还有水鸟，她们放学都去河边玩。今年夏天，她带着学生去张家口的农村做调研：“对比太大了！张家口那个蓝天，你看着都觉得晕。”张家口大片接壤内蒙，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风口，重污染企业也很少。
都海虹怀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儿读高中时能出国交流：“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儿能去没有雾霾的地方，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她筹划着，等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点退休去别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点，她去接女儿放学时忘了拿口罩，总是下意识地用毛衣领子捂住口鼻，尽管明知道没用。保定当天的空气，没戴口罩让她觉得窒息。
车停在学校附近，提前等在路边。这是都海虹现在的习惯。学校有夏令时和冬令时，有一次她记错时间，让孩子等了半个小时，至今想起来还懊恼：“我心里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怎么能让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么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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