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我拒见邓小平的真正原因
8月17日公报一公布，邓小平就邀请恒安石与他非正式会面。在和蔼的交谈中，邓小平祝贺恒安石达成了协定。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三个基础文件。[17-24]此后直到天安门悲剧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邓小平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友好会谈。邓在解释了中方的对台立场后，请里根从中方观点考虑问题，不要因为蒋经国而本末倒置。[17-25]
里根感到这次访问很愉快，他说邓小平“看起来不像共产党”。[17-26]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作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7-28]
注释：
[17-2]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一般背景，参见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States，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New York： Twayne，1994); 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Taiwan Strait(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 Michel Oksenberg，“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W. W. Norton，1997)， pp.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and U.S.-PRC Relations(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页141。
[1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页151。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页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页467–468；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London： John Murray，1993); LWMOT， tape19， p.21.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后，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间聚谈了39次，记录下他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经历。
[17-7]Robert A. Madsen，“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1969–1979，”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1999， pp.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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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三个基础文件。[17-24]此后直到天安门悲剧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邓小平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友好会谈。邓在解释了中方的对台立场后，请里根从中方观点考虑问题，不要因为蒋经国而本末倒置。[17-25]
里根感到这次访问很愉快，他说邓小平“看起来不像共产党”。[17-26]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作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7-28]
注释：
[17-2]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一般背景，参见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States，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New York： Twayne，1994); 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Taiwan Strait(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 Michel Oksenberg，“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W. W. Norton，1997)， pp.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and U.S.-PRC Relations(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页141。
[1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页151。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页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页467–468；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London： John Murray，1993); LWMOT， tape19， p.21.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后，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间聚谈了39次，记录下他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经历。
[17-7]Robert A. Madsen，“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1969–1979，”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1999， pp.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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