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我拒见邓小平的真正原因
《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被国会议员们视为重要的问题——台湾是民主的一面旗帜，它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在1979年时还谈不上，因为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实行戡乱法，用压迫手段控制反对派，为此受到人权活动家的批评，后来这些批评则以更大的规模指向中国大陆。
《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不可遏，他为此也受到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对美国的态度不够强硬。邓小平并不关心《台湾关系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他担心的是它的政治影响。该法案使他曾经为之奋战多年并为此牺牲了数万战友的政治使命——结束国共内战和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权——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实现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断送了邓小平原本具有的说服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影响力。
为了增加与台湾达成协议的可能，邓小平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表现其“顽强好斗”的一面，邓小平还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向他们直接陈述中方的观点。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说，《台湾关系法》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他又说，该法有协防台湾的条款，这违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邓小平后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颁布比售武本身问题更为严重。[17-9]同时，他还尽可能地孤立台湾人民。他支持游说其他国家将台湾排除在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之外。他还发誓要把跟台湾做生意的外国公司赶出中国大陆市场。
比《台湾关系法》更让邓小平懊恼的是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里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8月22日，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陪同布什访问中国大陆、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回忆他们的会谈时说：“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
布什想让中国放心里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里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17-10]他接着又说：“里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里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美关系。”
邓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布什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据李洁明说，“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17-11]里根当选总统后，由于他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卖给台湾更多的先进武器，邓小平两年前访美时形成的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中方日益增长的不满所取代。邓小平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也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搞现代化。但是他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极其重要——假如美国给予台湾官方承认，他不惜让美中关系倒退。邓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为坚定。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那时跟中国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么困难。1981年1月4日，里根宣誓就职的前几天，邓小平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战期间援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的华裔遗孀陈香梅，向他们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知道陈香梅是台湾的朋友、里根就职委员会的成员，他警告她说，假如美国鼓励台湾独立，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邓告诉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对里根的一些言论感到忧虑。他说，他知道竞选人在大选前说的一些话与当选后的实际做法会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一家美国报纸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反苏立场，中国便有求于美国，对此他必须作出澄清。他承认那家报纸所说的一点，即中国确实是个穷国，但除此之外该报纸的言论全是错误的：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独立，它绝不会低三下四有求于人，它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美国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中国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忍气吞声。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里根向台湾派驻私人代表，中国将把这视为正式的官方决定，这既违反《上海公报》也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准备让中美关系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能让里根与台湾达成协定，否则将使收回台湾从长远看变得更为困难。他让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将静观里根的一言一行。[17-12]中国对里根总统将把台湾视同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因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得以出席里根的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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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不可遏，他为此也受到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对美国的态度不够强硬。邓小平并不关心《台湾关系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他担心的是它的政治影响。该法案使他曾经为之奋战多年并为此牺牲了数万战友的政治使命——结束国共内战和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权——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实现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断送了邓小平原本具有的说服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影响力。
为了增加与台湾达成协议的可能，邓小平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表现其“顽强好斗”的一面，邓小平还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向他们直接陈述中方的观点。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说，《台湾关系法》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他又说，该法有协防台湾的条款，这违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邓小平后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颁布比售武本身问题更为严重。[17-9]同时，他还尽可能地孤立台湾人民。他支持游说其他国家将台湾排除在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之外。他还发誓要把跟台湾做生意的外国公司赶出中国大陆市场。
比《台湾关系法》更让邓小平懊恼的是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里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8月22日，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陪同布什访问中国大陆、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回忆他们的会谈时说：“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
布什想让中国放心里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里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17-10]他接着又说：“里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里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美关系。”
邓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布什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据李洁明说，“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17-11]里根当选总统后，由于他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卖给台湾更多的先进武器，邓小平两年前访美时形成的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中方日益增长的不满所取代。邓小平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也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搞现代化。但是他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极其重要——假如美国给予台湾官方承认，他不惜让美中关系倒退。邓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为坚定。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那时跟中国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么困难。1981年1月4日，里根宣誓就职的前几天，邓小平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战期间援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的华裔遗孀陈香梅，向他们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知道陈香梅是台湾的朋友、里根就职委员会的成员，他警告她说，假如美国鼓励台湾独立，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邓告诉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对里根的一些言论感到忧虑。他说，他知道竞选人在大选前说的一些话与当选后的实际做法会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一家美国报纸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反苏立场，中国便有求于美国，对此他必须作出澄清。他承认那家报纸所说的一点，即中国确实是个穷国，但除此之外该报纸的言论全是错误的：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独立，它绝不会低三下四有求于人，它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美国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中国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忍气吞声。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里根向台湾派驻私人代表，中国将把这视为正式的官方决定，这既违反《上海公报》也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准备让中美关系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能让里根与台湾达成协定，否则将使收回台湾从长远看变得更为困难。他让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将静观里根的一言一行。[17-12]中国对里根总统将把台湾视同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因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得以出席里根的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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