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真是一部邪恶之书吗?(图)
面对舆论对《极花》的讨伐，贾平凹说：“一切评论都要以小说文本为主，脱离小说文本的任意延伸、引申，是可怕的。”确实，当女权斗士们把投枪匕首戳向这个“重度晚期男权社会里的受益者”时，她们鲜少谈论他的《极花》到底写了什么，而总是在三言两语概括了小说情节后判定：贾主席患了直男癌，且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极花》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极花》是一部邪恶之书吗？它为拐卖妇女辩护了吗？贾平凹果真如此“眷恋”乡村吗？——没有文本就没有发言权，本文希望借由对小说的阅读来介入目前这场关于贾平凹新作的讨论。
一
“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是诗人小宛1991年出版的诗集《消瘦的时光》中的诗句，在1993年发表的《废都》里，贾平凹曾经征用过一次，并因为对这句诗（连同其他的八句诗）的征用，打了一场关于“抄袭”的官司。
据说，这也是木子美女士的名言。在2003年，她曾用这句话来为一夜情背书。按照木子美的意思，睡任何男人都是女人的正当选择，在欲望关系中，男人和男人并无分别——这貌似是个符合某种女权主义精神的观点，木子美的写作曾被命名为“赛博女权主义”，虽然她也曾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然而，这句已经过女权主义脉络过滤过的诗，竟再度被贾平凹征用，出现在了“反动”的《极花》里，摇身变成了劝慰被拐妇女接受自己命运的说辞。麻子婶对胡蝶说道：“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在农村妇女麻子婶看来，婚姻的实质最终是性的关系，她只关心“睡”的问题；但对被拐妇女胡蝶而言，真正重要的却是睡在“哪里”的问题：毕竟，睡在城市和睡在农村大相径庭。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是小说里造成男女关系困境的原因。正是城市预先剥夺了农村，才为拐卖行为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在一个具有生殖崇拜的村子里，男人娶不到媳妇，村民们认为，城市是罪魁祸首。买媳妇的黑亮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那农村还剩下什么？表面上，小说里的农村并存着三个系统：老老爷代表的儒家文化系统，村长代表的行政系统，立春、腊八代表的经济系统。然而，最终左右这个村子的只是经济活动——能人立春因为经营壮阳药物血葱而发家致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文化在农村的式微。
尽管村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儒家式的大名（仁昭、尚义、显理、庆智、信用），尽管讲究“德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老老爷受到人们的尊敬，但老老爷本身就像所有人的大名一样，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他无法指引村子的发展方向，甚至，他对胡蝶命运的同情也是无效的。老老爷一边在葫芦上刻着“德”字，一边却写一些笔画复杂的怪字送人，在这些怪字中，“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有车有牲口有心灵有言论，还有好风光去旅游”——葫芦上是普遍的文字，讲求儒家的道德教育，送人的是特殊的文字，引导村里人追求物质生活，二者之间无法相互解释：儒家已经没有能力在农村建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统一的共同体。于是，村里人都失掉了人性，越来越“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动物的能力原则取代了儒家伦理，主导着村民对于生活的想象与建构。
按照黑亮的理解，导致农村凋敝的确实是城市，但，“国家发展城市”。当胡蝶向黑亮喊道：“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黑亮却答道：“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言下之意，城乡二元分立，农村从属于城市这个现代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是政策所致。除了反思政策，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里还对比了西方的“自我”和中国的“人格”：“秦人尚黑色……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黑色或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而《极花》的小说正文里，“五”是一个重要的隐喻：房间里的器物是五个，吃饭有五个菜，老老爷的彩虹绳是五种颜色，村子里炒的五种豆子代表五种毒物，黑亮买胡蝶花了三万五——五千是多给的……“五”代表的是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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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极花》是一部邪恶之书吗？它为拐卖妇女辩护了吗？贾平凹果真如此“眷恋”乡村吗？——没有文本就没有发言权，本文希望借由对小说的阅读来介入目前这场关于贾平凹新作的讨论。
一
“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是诗人小宛1991年出版的诗集《消瘦的时光》中的诗句，在1993年发表的《废都》里，贾平凹曾经征用过一次，并因为对这句诗（连同其他的八句诗）的征用，打了一场关于“抄袭”的官司。
据说，这也是木子美女士的名言。在2003年，她曾用这句话来为一夜情背书。按照木子美的意思，睡任何男人都是女人的正当选择，在欲望关系中，男人和男人并无分别——这貌似是个符合某种女权主义精神的观点，木子美的写作曾被命名为“赛博女权主义”，虽然她也曾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然而，这句已经过女权主义脉络过滤过的诗，竟再度被贾平凹征用，出现在了“反动”的《极花》里，摇身变成了劝慰被拐妇女接受自己命运的说辞。麻子婶对胡蝶说道：“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在农村妇女麻子婶看来，婚姻的实质最终是性的关系，她只关心“睡”的问题；但对被拐妇女胡蝶而言，真正重要的却是睡在“哪里”的问题：毕竟，睡在城市和睡在农村大相径庭。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是小说里造成男女关系困境的原因。正是城市预先剥夺了农村，才为拐卖行为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在一个具有生殖崇拜的村子里，男人娶不到媳妇，村民们认为，城市是罪魁祸首。买媳妇的黑亮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那农村还剩下什么？表面上，小说里的农村并存着三个系统：老老爷代表的儒家文化系统，村长代表的行政系统，立春、腊八代表的经济系统。然而，最终左右这个村子的只是经济活动——能人立春因为经营壮阳药物血葱而发家致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文化在农村的式微。
尽管村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儒家式的大名（仁昭、尚义、显理、庆智、信用），尽管讲究“德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老老爷受到人们的尊敬，但老老爷本身就像所有人的大名一样，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他无法指引村子的发展方向，甚至，他对胡蝶命运的同情也是无效的。老老爷一边在葫芦上刻着“德”字，一边却写一些笔画复杂的怪字送人，在这些怪字中，“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有车有牲口有心灵有言论，还有好风光去旅游”——葫芦上是普遍的文字，讲求儒家的道德教育，送人的是特殊的文字，引导村里人追求物质生活，二者之间无法相互解释：儒家已经没有能力在农村建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统一的共同体。于是，村里人都失掉了人性，越来越“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动物的能力原则取代了儒家伦理，主导着村民对于生活的想象与建构。
按照黑亮的理解，导致农村凋敝的确实是城市，但，“国家发展城市”。当胡蝶向黑亮喊道：“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黑亮却答道：“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言下之意，城乡二元分立，农村从属于城市这个现代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是政策所致。除了反思政策，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里还对比了西方的“自我”和中国的“人格”：“秦人尚黑色……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黑色或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而《极花》的小说正文里，“五”是一个重要的隐喻：房间里的器物是五个，吃饭有五个菜，老老爷的彩虹绳是五种颜色，村子里炒的五种豆子代表五种毒物，黑亮买胡蝶花了三万五——五千是多给的……“五”代表的是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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