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移民創業 如何成美國前1%土豪
我必須想辦法在交易上面掙更多錢，才能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生活方式。於是我回到了以前所憎恨的生活——找有錢人募資，開設了我自己的對沖基金。我在拓展人脈方面並不是很擅長（對壹個混蛋來說當然很困難），所以這個基金開始的時候只有少得可憐的1000萬資金，很大壹部分還是我的自有資金。我在合伙人的監控下操盤，這種感覺太糟糕了。我感覺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監視我，我的操作也隨之受到了影響。我沒辦法再保持以前的操作風格，於是我的回報開始下降，我開始感到抑郁。
我有幾年都在和抑郁症斗爭，有時幾天裡什麼都不幹，整天整天地上網。我的婚姻受到嚴重影響，我責怪我妻子和她的家庭貪婪無度，總是想著從我這裡得到什麼。甚至我兒子的出生都沒給我帶來快樂。
因為我的糟糕表現，人們開始退出基金。我的操作風格越來越激進，以前的風險管理原則也隨之丟到了九霄雲外。我完全就是憑運氣和直覺在選股。
到了2003年，我徹底完蛋了，我把所有的資金全部虧完，同時還有幾套房貸和其他債務。我向我妻子坦白了我們的處境，她哭了好多天。我覺得我的人生完了，我嘗試過自殺。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的很黑暗。我孤立無援，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因為我已經疏遠了身邊所有人，現在只剩下我來收拾殘局。
我還記得有天晚上天黑以後，為了不讓鄰居看到，我盡可能快地打包了所有東西，從我的豪宅搬到小了很多的出租公寓裡。我羞恥又絕望，因為這豪宅還有貸款沒有還清，我只能讓銀行收走，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學會了如何躲避來討債的電話。
逃避和自憐自艾不會解決我的問題
我必須尋找壹些有用的方法，開始工作。那時候，我們只能靠我妻子的收入來支持我們的生活。那些年入百萬的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了，那時我們的收入只有每年7萬刀。隨之壹同離去的是豪車、無意義的花銷、還有每年的度假。我的精神狀況也開始堅定起來，是時候離開家去工作了。2004年我加入了壹家科技創業公司當銷售總監，不管怎樣，我還是會做銷售。
這個創業公司沒有真正的投資，它是靠創始人們不到5萬刀的種子投資建立起來的。我加入的時候只剩下最後的兩個創始人。因為沒有客戶，公司也沒有收入。我們在西雅圖南部工業區Southcenter的壹個倉庫裡上班，這裡比車庫還要糟糕，進進出出的卡車噪聲讓我連電話都沒法好好打。要是客戶問起這些噪聲，我就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生意太好，卸貨的卡車源源不斷。
我作了壹個計劃，從壹切可以獲得收入的渠道掙錢。
我在全國各地作銷售，幾乎每月就要去壹次中國與制造商和合作伙伴見面。因為公司只有我們叁個人，我擔任起了銷售、商務拓展、會計、財務和市場營銷的職務。我們第壹年的收入是50萬刀，第贰年200萬刀。在這時候我已經成為了CEO，因為是我定下的計劃和方向，並且產生了所有的銷售額。
2007年，銷售額漲到了300萬刀，我們覺得是時候找風投機構融資了。不幸的是，在西雅圖，沒有人相信我們的故事。和20多歲的創業者們比起來，我們叁個人年紀都太大，而且壹個都沒有計算機背景。作為CEO，我是最拿不出手的壹個——大學都沒畢業，而且沒有任何技術行業的經驗。即使公司有不錯的收入，我們根本沒法找到投資。西雅圖的風投們要多勢利有多勢利，但他們確實指出了我們的不足。 VC們反復問我們壹個問題：你們有什麼競爭優勢是別人沒有的？這個問題我根本不會回答，因為我們實際上沒有任何確切的優勢，就算有也無濟於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正的答案是我們內心充滿激情。
也就是在融資的時期，我真的覺得受到了冒犯。我們會和所謂的“天使”投資人見面，這些人通常是微軟或谷歌的早期幸運員工、從大公司退休的管理層、或是醫生等等。大多數人壹輩子都沒有開過自己的公司，卻總是有著大公司的傲慢。其中壹家投資集團叫ZINO Society，我們在他們吃飯喝酒的時候做演示，我真的覺得自己像個舞台上的廉價小丑。
我對自己保證如果真的能掙到大錢，我會盡我所能改變創業者們的待遇，現在不再是有貴族階級的中世紀社會了！
我們融資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有的商業模式，也就是為OEM（已有產品和品牌的公司）開發軟件技術。我們的客戶把我們開發的技術產品貼牌打包，當做自己的產品進行銷售。我們漸漸發現我們每張拍照只能收取50-60刀，而終端客戶卻要支付1000-10000刀。我們意識到舊的模式走進了死胡同，我們必須做出改變。雖然我們沒能獲得風投資金，我們還是決定在2008年開始轉型。這也意味著將原有的產品全部開發完成，當成我們自己的品牌進行銷售。用商業語言來說，我們想爬上更高的價值鏈。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再和銷售額5000萬-1億刀的公司競爭，我們的新對手是數拾億美元價值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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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糟糕表現，人們開始退出基金。我的操作風格越來越激進，以前的風險管理原則也隨之丟到了九霄雲外。我完全就是憑運氣和直覺在選股。
到了2003年，我徹底完蛋了，我把所有的資金全部虧完，同時還有幾套房貸和其他債務。我向我妻子坦白了我們的處境，她哭了好多天。我覺得我的人生完了，我嘗試過自殺。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的很黑暗。我孤立無援，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因為我已經疏遠了身邊所有人，現在只剩下我來收拾殘局。
我還記得有天晚上天黑以後，為了不讓鄰居看到，我盡可能快地打包了所有東西，從我的豪宅搬到小了很多的出租公寓裡。我羞恥又絕望，因為這豪宅還有貸款沒有還清，我只能讓銀行收走，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學會了如何躲避來討債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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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尋找壹些有用的方法，開始工作。那時候，我們只能靠我妻子的收入來支持我們的生活。那些年入百萬的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了，那時我們的收入只有每年7萬刀。隨之壹同離去的是豪車、無意義的花銷、還有每年的度假。我的精神狀況也開始堅定起來，是時候離開家去工作了。2004年我加入了壹家科技創業公司當銷售總監，不管怎樣，我還是會做銷售。
這個創業公司沒有真正的投資，它是靠創始人們不到5萬刀的種子投資建立起來的。我加入的時候只剩下最後的兩個創始人。因為沒有客戶，公司也沒有收入。我們在西雅圖南部工業區Southcenter的壹個倉庫裡上班，這裡比車庫還要糟糕，進進出出的卡車噪聲讓我連電話都沒法好好打。要是客戶問起這些噪聲，我就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生意太好，卸貨的卡車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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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全國各地作銷售，幾乎每月就要去壹次中國與制造商和合作伙伴見面。因為公司只有我們叁個人，我擔任起了銷售、商務拓展、會計、財務和市場營銷的職務。我們第壹年的收入是50萬刀，第贰年200萬刀。在這時候我已經成為了CEO，因為是我定下的計劃和方向，並且產生了所有的銷售額。
2007年，銷售額漲到了300萬刀，我們覺得是時候找風投機構融資了。不幸的是，在西雅圖，沒有人相信我們的故事。和20多歲的創業者們比起來，我們叁個人年紀都太大，而且壹個都沒有計算機背景。作為CEO，我是最拿不出手的壹個——大學都沒畢業，而且沒有任何技術行業的經驗。即使公司有不錯的收入，我們根本沒法找到投資。西雅圖的風投們要多勢利有多勢利，但他們確實指出了我們的不足。 VC們反復問我們壹個問題：你們有什麼競爭優勢是別人沒有的？這個問題我根本不會回答，因為我們實際上沒有任何確切的優勢，就算有也無濟於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正的答案是我們內心充滿激情。
也就是在融資的時期，我真的覺得受到了冒犯。我們會和所謂的“天使”投資人見面，這些人通常是微軟或谷歌的早期幸運員工、從大公司退休的管理層、或是醫生等等。大多數人壹輩子都沒有開過自己的公司，卻總是有著大公司的傲慢。其中壹家投資集團叫ZINO Society，我們在他們吃飯喝酒的時候做演示，我真的覺得自己像個舞台上的廉價小丑。
我對自己保證如果真的能掙到大錢，我會盡我所能改變創業者們的待遇，現在不再是有貴族階級的中世紀社會了！
我們融資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有的商業模式，也就是為OEM（已有產品和品牌的公司）開發軟件技術。我們的客戶把我們開發的技術產品貼牌打包，當做自己的產品進行銷售。我們漸漸發現我們每張拍照只能收取50-60刀，而終端客戶卻要支付1000-10000刀。我們意識到舊的模式走進了死胡同，我們必須做出改變。雖然我們沒能獲得風投資金，我們還是決定在2008年開始轉型。這也意味著將原有的產品全部開發完成，當成我們自己的品牌進行銷售。用商業語言來說，我們想爬上更高的價值鏈。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再和銷售額5000萬-1億刀的公司競爭，我們的新對手是數拾億美元價值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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