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漢武帝與漢朝的"守文"轉向
在辛先生看來，輪台詔不宜過度解讀，“輪台詔所針對的內容，只是有關西域輪台地區軍事部署的局部性問題，是因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調整 ，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針”。那麼漢朝的“守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辛教授指出：
事實上，不僅是前面第壹節談到的漢昭帝前期，整個昭帝以至宣帝兩朝，盡管在某些具體施政措施上，曾經略有調整，但從總的方針路線上來說，都在壹直堅定地執行武帝以來的內外國策，即“以霸王道雜之”的所謂“漢家制度”。……直到後來元帝繼位以後，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樣的指導思想，純用儒家理念治國，從而真正轉向所謂“守文”之路。
李浩：《“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李浩不認同辛德勇教授的觀點，他反駁道：
壹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轉向體現在悔過、勸農、休兵等壹系列見諸《鹽鐵論》《漢書》的實際行動裡，《通鑒》敘事與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構現象；贰是遍檢《通鑒》全書，敘事絕不采《漢武故事》，溫公僅將其作為史料異文和批判對象列入《考異》，原書俱在，不容置疑；叁是歷史闡釋不等於歷史重構，《通鑒》之敘事、議論僅是對公認史實不同視角的歷史觀察，司馬光沒有也不可能重構歷史；肆是《漢武故事》作者、年代迄無定論，辛文以劉宋比附西漢系懸擬之辭。
不同於辛德勇先生將昭帝、宣帝視為武帝擴張政策的擁護者，李浩認為昭帝是跟隨了武帝晚年的政策調整：
漢武帝晚年改轍易途之舉已見上文，考之《漢書》，昭帝朝沿續了武帝晚年的戰略轉向。始元元年(前86)春贰月，昭帝親耕於“鉤盾弄田”以勸農，……霍光雖然不喜歡儒生，但在反撥武帝朝過於有為的政治、輕徭薄賦上與儒家士大夫仍有共識，異於代表武帝中年政治傾向、堅持擴張主義的桑弘羊。隨著桑弘羊、上官桀元鳳元年(前80)被誅，霍光更得以貫徹武帝遺志。
楊勇：《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壹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楊勇提出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要“從武帝朝政治態勢及思想背景出發，並具體結合武帝之後霍光主政時期的政治格局及嬗變，主要在漢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內再進行正面探討”，那麼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楊勇概括為：
漢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對外持續的大規模征伐、對內實行各種興利政策以及嚴刑峻法的酷吏政治，叁者前後相續、迭為因果，構成了武帝政治叁位壹體的有機整體。因此論及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必須以這叁者為主要考察對象。
所以：
由此具體分析我們即可知“輪台詔”並沒有達到武帝經濟、司法等政治要素的轉折。田文雖然也注意到了“開邊、興利、改制、用法”是武帝“事業發展的高峰”，但其轉折之說恰恰只注意到了開邊壹項，而對興利、用法兩者較為忽視。以對外政策的變化來統論武帝的整個“政策轉折”，筆者認為這是田文最大的可商榷之處。
那麼楊勇認為漢朝從什麼時候開始轉向“守文”了呢：
武帝去世六年後的鹽鐵會議才真正開啟了政策轉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從進壹步對武帝朝後的霍光主政時代諸項內外政治方針轉換的詳細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對武帝統治方略的調整是壹個緩慢、復雜的過程。我們既不可否認《輪台詔》有重民生的調整傾向，在壹定程度上開啟了政策轉折，但也要看到其遠未完成這壹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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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事實上，不僅是前面第壹節談到的漢昭帝前期，整個昭帝以至宣帝兩朝，盡管在某些具體施政措施上，曾經略有調整，但從總的方針路線上來說，都在壹直堅定地執行武帝以來的內外國策，即“以霸王道雜之”的所謂“漢家制度”。……直到後來元帝繼位以後，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樣的指導思想，純用儒家理念治國，從而真正轉向所謂“守文”之路。
李浩：《“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李浩不認同辛德勇教授的觀點，他反駁道：
壹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轉向體現在悔過、勸農、休兵等壹系列見諸《鹽鐵論》《漢書》的實際行動裡，《通鑒》敘事與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構現象；贰是遍檢《通鑒》全書，敘事絕不采《漢武故事》，溫公僅將其作為史料異文和批判對象列入《考異》，原書俱在，不容置疑；叁是歷史闡釋不等於歷史重構，《通鑒》之敘事、議論僅是對公認史實不同視角的歷史觀察，司馬光沒有也不可能重構歷史；肆是《漢武故事》作者、年代迄無定論，辛文以劉宋比附西漢系懸擬之辭。
不同於辛德勇先生將昭帝、宣帝視為武帝擴張政策的擁護者，李浩認為昭帝是跟隨了武帝晚年的政策調整：
漢武帝晚年改轍易途之舉已見上文，考之《漢書》，昭帝朝沿續了武帝晚年的戰略轉向。始元元年(前86)春贰月，昭帝親耕於“鉤盾弄田”以勸農，……霍光雖然不喜歡儒生，但在反撥武帝朝過於有為的政治、輕徭薄賦上與儒家士大夫仍有共識，異於代表武帝中年政治傾向、堅持擴張主義的桑弘羊。隨著桑弘羊、上官桀元鳳元年(前80)被誅，霍光更得以貫徹武帝遺志。
楊勇：《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壹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楊勇提出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要“從武帝朝政治態勢及思想背景出發，並具體結合武帝之後霍光主政時期的政治格局及嬗變，主要在漢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內再進行正面探討”，那麼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楊勇概括為：
漢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對外持續的大規模征伐、對內實行各種興利政策以及嚴刑峻法的酷吏政治，叁者前後相續、迭為因果，構成了武帝政治叁位壹體的有機整體。因此論及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必須以這叁者為主要考察對象。
所以：
由此具體分析我們即可知“輪台詔”並沒有達到武帝經濟、司法等政治要素的轉折。田文雖然也注意到了“開邊、興利、改制、用法”是武帝“事業發展的高峰”，但其轉折之說恰恰只注意到了開邊壹項，而對興利、用法兩者較為忽視。以對外政策的變化來統論武帝的整個“政策轉折”，筆者認為這是田文最大的可商榷之處。
那麼楊勇認為漢朝從什麼時候開始轉向“守文”了呢：
武帝去世六年後的鹽鐵會議才真正開啟了政策轉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從進壹步對武帝朝後的霍光主政時代諸項內外政治方針轉換的詳細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對武帝統治方略的調整是壹個緩慢、復雜的過程。我們既不可否認《輪台詔》有重民生的調整傾向，在壹定程度上開啟了政策轉折，但也要看到其遠未完成這壹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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