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汉武帝与汉朝的"守文"转向

  2015年,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出版,该书是由其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展而来,从这两个标题就可以看出辛教授的问题意识所在。那么,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历史学者们是如何论述的呢?本期“史家之眼”就聚焦于此,将各方观点一一呈现。


  民国以来的学者如何评价汉武帝的晚年

  张荫麟先生的名着《中国史纲》主要完成于抗战前夕,他在“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一节中说道:

  武帝对外的第四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至前87年)。在这一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惫,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便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他一生的开拓事业,……又二年,武帝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97页)

  张先生使用了“心灰意冷”、“忏悔”、“结束”等词,可见他认为武帝晚年是有一个转变的。

  唐长孺先生在《秦汉史讲义·武帝事业的结束》一节中首先介绍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人民起义,对外则战事累次失利,雪上加霜的是宫内发生了巫蛊之祸。在这节的末段,唐先生总结道:

  人民起义给武帝一个教训。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对群臣说道:“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这一年,有人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附近)设立屯田,他下了一纸诏书说明他不愿意再烦扰天下(这是有名的轮台之诏)。从此以后,他不再出兵。(《唐长孺文集·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1年版,87页)

  看来,唐先生也是认为武帝晚年有了转变。

  

  汉武帝雕像

  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后,在涉及武帝晚期时,历数弊政导致的社会动荡,于是: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着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34-336页)


  在这段论述中,“转折点”一词已经很好地概括了作者的态度。

  综合以上三种论述可以发现,大家都注意到了武帝晚年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转向对内的发展。田余庆先生的专题论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武帝晚年的这个转变。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民力,使得民怨沸腾,所以田先生指出: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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