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出路：NGO或是"新希望"
從壹個名字到壹個品牌，從掌聲響起到丑聞纏身，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學校的裁並，“希望工程”也身處重重困境之中，中國大陸貧困地區的教育出路也成為當下所面臨的壹項現實挑戰。
大山深處的“老師媽媽”
“官辦慈善”不是萬能的
說到“官辦慈善”，“希望工程”應當是其中的典范。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就已察覺到大陸中西部地區貧困落後的教育問題。為此，中共團中央成立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希望工程”，以救助失學兒童。對於這種“官辦慈善”的形式，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壹直都在大力扶持。《2011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會和紅會系統，其中20.6%的捐款直接進入到各級民政部門，9%進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中共黨政機關、人民團體，6.7%進入到各級紅拾字會，22.0%進入到慈善（總/協）會。而只有1.3%進入到了慈善會之外的社團、民間非政府組織和福利院領域裡，而在這個領域裡，依然有壹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機構。
不可否認，“官辦”身份的“希望工程”確實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當下內地偏遠山區的教育形勢卻依舊不容樂觀。僅從師資這壹方面來說，貧困地區的師資短缺且流失嚴重、教師專業化程度低。調研報告《西部地區農村學前教育的發展困境與對策》中提到：據統計，2007年中國內地學前教育師生比為1︰24.68，而西部地區遠遠低於這壹比例，如貴州省學前教育師生比僅為1︰55.87，在貴州省部分貧困農村地區師生比甚至達1︰200。
種種現實表明，盡管“官辦慈善”的“希望工程”已經盡力而為，但僅憑中國政府壹己之力，很難及時了解大陸各地的教育情況並解決問題。同時，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們對教育的要求與期望也越來越高，而大陸地方政府由於財政支出以及經濟狀況等各種原因，教育經費已經成為很多地方大幅削減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寄希望於中國政府來解決教育問題是不現實的，當下的教育困境迫切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援。
教育NGO助力“希望”
近年來，在大陸偏遠地區的鄉村小學講台上，出現了壹群“不是學校教師的教師”，人們稱他們為“支教志願者”。他們不僅為孩子們講課，還為當地學校的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培訓師也不是教師進修學校的老師，而是民間培訓機構的人員。他們的行為不是簡單的個體行為，而是有組織有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他們來自民間機構----NGO。
NGO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商界還是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政府和商界之外的第叁方角色，NGO迅速成長為社會新力量。這些非政府組織以及為他們提供經費的基金會往往擁有著政府所不具備的優勢，活動形式拾分靈活，能夠涉足到官方所無法顧及的領域。
以美國為例，NGO對解決美國的教育問題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世紀末，在美國的壹些貧困地區，很多黑人孩子被排除在基本公共教育系統之外，得不到應有的教育。這時出現了壹批做慈善事業的基金會和NGO，如萊特基金、瓊斯基金、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Julius Rosenwald）基金、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基金和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基金等等。他們在最落後的地區建造學校和培訓教師，幫助這些孩子擺脫教育困境，及時彌補了教育制度的欠缺。
時至今日，美國的公共教育既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又是慈善家和慈善機構最熱心的事業之壹，由贰者共同支撐起來。至今美國教育領域依舊活躍著很多NGO，如“墊腳石”的私人基金會(Steppingstone Foundation)、“暑期研習”(Summer Search Foundation)等等。他們為那些出身貧困，因為無法上好學區的孩子補習功課，爭取到上好大學的機會，同時開闊他們的視野，提供足夠的助學金。這些NGO的存在不僅幫助這些孩子擺脫了教育困境，更重要的是，間接緩和了美國貧富差距以及種族問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成為良好的融合劑，促進了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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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大山深處的“老師媽媽”
“官辦慈善”不是萬能的
說到“官辦慈善”，“希望工程”應當是其中的典范。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就已察覺到大陸中西部地區貧困落後的教育問題。為此，中共團中央成立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希望工程”，以救助失學兒童。對於這種“官辦慈善”的形式，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壹直都在大力扶持。《2011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會和紅會系統，其中20.6%的捐款直接進入到各級民政部門，9%進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中共黨政機關、人民團體，6.7%進入到各級紅拾字會，22.0%進入到慈善（總/協）會。而只有1.3%進入到了慈善會之外的社團、民間非政府組織和福利院領域裡，而在這個領域裡，依然有壹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機構。
不可否認，“官辦”身份的“希望工程”確實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當下內地偏遠山區的教育形勢卻依舊不容樂觀。僅從師資這壹方面來說，貧困地區的師資短缺且流失嚴重、教師專業化程度低。調研報告《西部地區農村學前教育的發展困境與對策》中提到：據統計，2007年中國內地學前教育師生比為1︰24.68，而西部地區遠遠低於這壹比例，如貴州省學前教育師生比僅為1︰55.87，在貴州省部分貧困農村地區師生比甚至達1︰200。
種種現實表明，盡管“官辦慈善”的“希望工程”已經盡力而為，但僅憑中國政府壹己之力，很難及時了解大陸各地的教育情況並解決問題。同時，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們對教育的要求與期望也越來越高，而大陸地方政府由於財政支出以及經濟狀況等各種原因，教育經費已經成為很多地方大幅削減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寄希望於中國政府來解決教育問題是不現實的，當下的教育困境迫切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援。
教育NGO助力“希望”
近年來，在大陸偏遠地區的鄉村小學講台上，出現了壹群“不是學校教師的教師”，人們稱他們為“支教志願者”。他們不僅為孩子們講課，還為當地學校的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培訓師也不是教師進修學校的老師，而是民間培訓機構的人員。他們的行為不是簡單的個體行為，而是有組織有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他們來自民間機構----NGO。
NGO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商界還是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政府和商界之外的第叁方角色，NGO迅速成長為社會新力量。這些非政府組織以及為他們提供經費的基金會往往擁有著政府所不具備的優勢，活動形式拾分靈活，能夠涉足到官方所無法顧及的領域。
以美國為例，NGO對解決美國的教育問題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世紀末，在美國的壹些貧困地區，很多黑人孩子被排除在基本公共教育系統之外，得不到應有的教育。這時出現了壹批做慈善事業的基金會和NGO，如萊特基金、瓊斯基金、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Julius Rosenwald）基金、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基金和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基金等等。他們在最落後的地區建造學校和培訓教師，幫助這些孩子擺脫教育困境，及時彌補了教育制度的欠缺。
時至今日，美國的公共教育既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又是慈善家和慈善機構最熱心的事業之壹，由贰者共同支撐起來。至今美國教育領域依舊活躍著很多NGO，如“墊腳石”的私人基金會(Steppingstone Foundation)、“暑期研習”(Summer Search Foundation)等等。他們為那些出身貧困，因為無法上好學區的孩子補習功課，爭取到上好大學的機會，同時開闊他們的視野，提供足夠的助學金。這些NGO的存在不僅幫助這些孩子擺脫了教育困境，更重要的是，間接緩和了美國貧富差距以及種族問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成為良好的融合劑，促進了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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