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出路：NGO或是"新希望"
从一个名字到一个品牌，从掌声响起到丑闻缠身，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学校的裁并，“希望工程”也身处重重困境之中，中国大陆贫困地区的教育出路也成为当下所面临的一项现实挑战。
大山深处的“老师妈妈”
“官办慈善”不是万能的
说到“官办慈善”，“希望工程”应当是其中的典范。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察觉到大陆中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教育问题。为此，中共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以救助失学儿童。对于这种“官办慈善”的形式，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一直都在大力扶持。《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中共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协）会。而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间非政府组织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不可否认，“官办”身份的“希望工程”确实取得了显着成绩。然而，当下内地偏远山区的教育形势却依旧不容乐观。仅从师资这一方面来说，贫困地区的师资短缺且流失严重、教师专业化程度低。调研报告《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对策》中提到：据统计，2007年中国内地学前教育师生比为1︰24.68，而西部地区远远低于这一比例，如贵州省学前教育师生比仅为1︰55.87，在贵州省部分贫困农村地区师生比甚至达1︰200。
种种现实表明，尽管“官办慈善”的“希望工程”已经尽力而为，但仅凭中国政府一己之力，很难及时了解大陆各地的教育情况并解决问题。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与期望也越来越高，而大陆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支出以及经济状况等各种原因，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大幅削减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寄希望于中国政府来解决教育问题是不现实的，当下的教育困境迫切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援。
教育NGO助力“希望”
近年来，在大陆偏远地区的乡村小学讲台上，出现了一群“不是学校教师的教师”，人们称他们为“支教志愿者”。他们不仅为孩子们讲课，还为当地学校的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培训师也不是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而是民间培训机构的人员。他们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们来自民间机构----NGO。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商界还是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政府和商界之外的第三方角色，NGO迅速成长为社会新力量。这些非政府组织以及为他们提供经费的基金会往往拥有着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活动形式十分灵活，能够涉足到官方所无法顾及的领域。
以美国为例，NGO对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世纪末，在美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很多黑人孩子被排除在基本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这时出现了一批做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和NGO，如莱特基金、琼斯基金、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基金、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基金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基金等等。他们在最落后的地区建造学校和培训教师，帮助这些孩子摆脱教育困境，及时弥补了教育制度的欠缺。
时至今日，美国的公共教育既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又是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最热心的事业之一，由二者共同支撑起来。至今美国教育领域依旧活跃着很多NGO，如“垫脚石”的私人基金会(Steppingstone Foundation)、“暑期研习”(Summer Search Foundation)等等。他们为那些出身贫困，因为无法上好学区的孩子补习功课，争取到上好大学的机会，同时开阔他们的视野，提供足够的助学金。这些NGO的存在不仅帮助这些孩子摆脱了教育困境，更重要的是，间接缓和了美国贫富差距以及种族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良好的融合剂，促进了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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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慈善”不是万能的
说到“官办慈善”，“希望工程”应当是其中的典范。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察觉到大陆中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教育问题。为此，中共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以救助失学儿童。对于这种“官办慈善”的形式，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一直都在大力扶持。《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中共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协）会。而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间非政府组织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不可否认，“官办”身份的“希望工程”确实取得了显着成绩。然而，当下内地偏远山区的教育形势却依旧不容乐观。仅从师资这一方面来说，贫困地区的师资短缺且流失严重、教师专业化程度低。调研报告《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对策》中提到：据统计，2007年中国内地学前教育师生比为1︰24.68，而西部地区远远低于这一比例，如贵州省学前教育师生比仅为1︰55.87，在贵州省部分贫困农村地区师生比甚至达1︰200。
种种现实表明，尽管“官办慈善”的“希望工程”已经尽力而为，但仅凭中国政府一己之力，很难及时了解大陆各地的教育情况并解决问题。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与期望也越来越高，而大陆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支出以及经济状况等各种原因，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大幅削减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寄希望于中国政府来解决教育问题是不现实的，当下的教育困境迫切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援。
教育NGO助力“希望”
近年来，在大陆偏远地区的乡村小学讲台上，出现了一群“不是学校教师的教师”，人们称他们为“支教志愿者”。他们不仅为孩子们讲课，还为当地学校的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培训师也不是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而是民间培训机构的人员。他们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们来自民间机构----NGO。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商界还是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政府和商界之外的第三方角色，NGO迅速成长为社会新力量。这些非政府组织以及为他们提供经费的基金会往往拥有着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活动形式十分灵活，能够涉足到官方所无法顾及的领域。
以美国为例，NGO对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世纪末，在美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很多黑人孩子被排除在基本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这时出现了一批做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和NGO，如莱特基金、琼斯基金、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基金、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基金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基金等等。他们在最落后的地区建造学校和培训教师，帮助这些孩子摆脱教育困境，及时弥补了教育制度的欠缺。
时至今日，美国的公共教育既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又是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最热心的事业之一，由二者共同支撑起来。至今美国教育领域依旧活跃着很多NGO，如“垫脚石”的私人基金会(Steppingstone Foundation)、“暑期研习”(Summer Search Foundation)等等。他们为那些出身贫困，因为无法上好学区的孩子补习功课，争取到上好大学的机会，同时开阔他们的视野，提供足够的助学金。这些NGO的存在不仅帮助这些孩子摆脱了教育困境，更重要的是，间接缓和了美国贫富差距以及种族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良好的融合剂，促进了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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