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反思：西方為什麼屢戰屢敗?
法國首都巴黎發生的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這和上次恐怖襲擊相隔不遠。自從美國九壹壹大規模恐怖主義事件之後，西方已經投入了巨量的資源反恐，但恐怖主義反而似乎已經成了社會常態，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社會似乎壹直處於麻木狀態。每次發生這樣的悲劇，政治人物就會像往常那樣，對受害者深情慰問，對恐怖主義嚴厲譴責，同時信誓旦旦要和恐怖主義斗爭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程序化的表現可以理解，但社會何嘗不是如此呢！人們壹邊哀悼壹邊悲憤，以示團結和集體的力量。但過不了多久，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社會就儼然把悲劇遺忘了，生活回歸正常，似乎所能做的只是等待下壹波恐怖襲擊的到來。
巴黎爆炸案震驚世界
更不為人理解的是，有關恐怖主義的話題經常被政治化，無論是內部政治還是國際政治。在內部，不同的政黨盡管都對反恐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就反恐政策而言則沒有什麼大的共識，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約甚至否決。對反對黨來說，似乎執政黨的反恐政策壹旦有效，就會損害反對黨的政治利益。此外，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經常違背西方壹些國家的憲法精神，這也是反對黨可以反對的法律因素。
在國際政治上，西方世界盡管本身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但經常在反恐問題上持雙重標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恐怖主義都是合法合理的，而壹旦到了其它國家，就演變成為“人權”等不同性質的問題了。所以，盡管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球現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國的大力合作，但這種雙重標准壹直在有效地阻礙著國際合作。更為重要的是，各國在反恐的時候，往往把自己國家狹隘的地緣政治利益放在首位，盡管對恐怖主義來說，全球都是其地緣政治利益。
九壹壹過去那麼多年了，而恐怖主義越來越盛。整個西方壹直處於被動的反應。要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源。如果從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義有其悠久的歷史。世界歷史上多次發生宗教戰爭。亨廷頓在上世紀提出“文明沖突論”其實也無新意，只是人們不想直面這個問題罷了。不過，理解今天世界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局面，人們無需回到很久遠的歷史，而是看看九壹壹以來的歷史，大體上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簡單地說，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產生著更多的恐怖主義，反恐本身成為新型恐怖主義崛起的溫床。如果不能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恐怖主義會繼續擴展，社會會越來越沒有穩定和安全的常態。
首先，為什麼今天會出現那麼多的失敗國家？在西方，中東等地區失敗國家的出現，壹直被視為是恐怖主義崛起的政治背景。問題在於：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要負很大的責任。九壹壹之後，美國就開始推行硬軟兩大方面的反恐計劃。首先是“硬”的，用暴力摧毀和清除美國認為是恐怖主義的基地、政權和主要人員。其次是“軟”的，即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西方認為像薩達姆那樣的專制政權是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過在中東地區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權來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義。
西方社會的失敗
如果說武力打擊激進恐怖主義者在壹定的階段表現為必然，卻不能簡單地認為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以暴制暴導致更多的暴力，這是歷史的循環。用“軟”的方式因此也成為必然。可惜的是，美國所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僅僅出於簡單的意識形態考量，而非實事求是的做法。“大中東民主計劃”因此事與願違。在這些政權被推翻或者弱化後，所出現的不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國家，而是失敗國家，或者類失敗國家。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西方到處制造和推行的“顏色革命”，也在制造著更多的失敗國家。
事實上的情況是，當像薩達姆那樣專制政權目標存在時，西方諸國還可以同仇敵愾，加以圍堵或者絞殺；但是當專制政權解體而目標變得極其分散時，西方就束手無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極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動用數拾人的力量才能“盯”住壹個可疑的恐怖主義者的行蹤。被界定為可疑的人，這個群體數量龐大。和政府安全人員比較，這些“可疑者”占據著有利的戰略地位。他們可以挑選任何時候來實施他們的計劃。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情況更加復雜化。年輕人自我激進化，他們在做什麼，連他們的父母和學校老師都很難知道。這就說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強大，光靠政府力量，反恐要贏得勝利的機會並不是很大。這也就是這些年來，西方各國把恐怖主義視為常態的主要根源。這不是說，西方政府承認恐怖主義具有了合法性，而是壹種無奈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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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為人理解的是，有關恐怖主義的話題經常被政治化，無論是內部政治還是國際政治。在內部，不同的政黨盡管都對反恐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就反恐政策而言則沒有什麼大的共識，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約甚至否決。對反對黨來說，似乎執政黨的反恐政策壹旦有效，就會損害反對黨的政治利益。此外，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經常違背西方壹些國家的憲法精神，這也是反對黨可以反對的法律因素。
在國際政治上，西方世界盡管本身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但經常在反恐問題上持雙重標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恐怖主義都是合法合理的，而壹旦到了其它國家，就演變成為“人權”等不同性質的問題了。所以，盡管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球現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國的大力合作，但這種雙重標准壹直在有效地阻礙著國際合作。更為重要的是，各國在反恐的時候，往往把自己國家狹隘的地緣政治利益放在首位，盡管對恐怖主義來說，全球都是其地緣政治利益。
九壹壹過去那麼多年了，而恐怖主義越來越盛。整個西方壹直處於被動的反應。要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源。如果從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義有其悠久的歷史。世界歷史上多次發生宗教戰爭。亨廷頓在上世紀提出“文明沖突論”其實也無新意，只是人們不想直面這個問題罷了。不過，理解今天世界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局面，人們無需回到很久遠的歷史，而是看看九壹壹以來的歷史，大體上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簡單地說，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產生著更多的恐怖主義，反恐本身成為新型恐怖主義崛起的溫床。如果不能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恐怖主義會繼續擴展，社會會越來越沒有穩定和安全的常態。
首先，為什麼今天會出現那麼多的失敗國家？在西方，中東等地區失敗國家的出現，壹直被視為是恐怖主義崛起的政治背景。問題在於：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要負很大的責任。九壹壹之後，美國就開始推行硬軟兩大方面的反恐計劃。首先是“硬”的，用暴力摧毀和清除美國認為是恐怖主義的基地、政權和主要人員。其次是“軟”的，即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西方認為像薩達姆那樣的專制政權是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過在中東地區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權來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義。
西方社會的失敗
如果說武力打擊激進恐怖主義者在壹定的階段表現為必然，卻不能簡單地認為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以暴制暴導致更多的暴力，這是歷史的循環。用“軟”的方式因此也成為必然。可惜的是，美國所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僅僅出於簡單的意識形態考量，而非實事求是的做法。“大中東民主計劃”因此事與願違。在這些政權被推翻或者弱化後，所出現的不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國家，而是失敗國家，或者類失敗國家。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西方到處制造和推行的“顏色革命”，也在制造著更多的失敗國家。
事實上的情況是，當像薩達姆那樣專制政權目標存在時，西方諸國還可以同仇敵愾，加以圍堵或者絞殺；但是當專制政權解體而目標變得極其分散時，西方就束手無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極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動用數拾人的力量才能“盯”住壹個可疑的恐怖主義者的行蹤。被界定為可疑的人，這個群體數量龐大。和政府安全人員比較，這些“可疑者”占據著有利的戰略地位。他們可以挑選任何時候來實施他們的計劃。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情況更加復雜化。年輕人自我激進化，他們在做什麼，連他們的父母和學校老師都很難知道。這就說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強大，光靠政府力量，反恐要贏得勝利的機會並不是很大。這也就是這些年來，西方各國把恐怖主義視為常態的主要根源。這不是說，西方政府承認恐怖主義具有了合法性，而是壹種無奈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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