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飞黄腾达内幕：卖友求荣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着，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委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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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委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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