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偉長飛黃騰達內幕：賣友求榮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裡。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壹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與他們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復，但是，我是緊跟黨的，是效忠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壹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裡、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壹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壹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壹句頂壹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壹句頂伍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壹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壹定要告密，壹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必。
第壹，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復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准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贰，這封信上的紀念反右運動叁拾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歷史的角度講，反思壹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壹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裡壹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派壹場，也希望能相聚壹起，回首往事，吐點苦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只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著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連薄壹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壹個個表示了懺悔。這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派叁拾周年座談會，矛頭是對准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當心踏上了壹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壹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制度大抓階級斗爭的壹個常見現象。在東德解體後，大量擋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當年在私下裡發的壹句牢騷，對黨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己的檔案。告密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當年拾分親近、拾分投緣、甚至拾分相愛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殺了。告密問題還似乎拍了壹個電影，還得了獎。告密和告密產生的迫害是壹種罪惡，這當然要由專制制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說是壹種高尚行為吧。告密者總不能稱為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中國，告密也有深厚的歷史傳統，類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凱在譚嗣同夜訪時慷慨陳詞，表示支持變法，支持光緒，答應拘留榮祿。但是，譚嗣同壹走，他就向榮祿和西太後密告。結果是，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州到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壹場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於失敗。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黨靠攏，與黨保持壹致。在告密者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壹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著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壹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在已經有壹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伍拾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壹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壹壹寫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制制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拾人坐牢，壹些人自殺。胡風坐了贰拾幾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票的，吃壹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著章的話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著，好向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壹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裡和腦子裡總是都有所收獲。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壹伍壹拾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壹、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章家充當告密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贰、他有時可以得到壹點告密勞務費，報銷壹些費用。叁、還有其它壹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吃壹頓鈑，送他幾張緊張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壹種自豪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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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 2 人參與評論了, 我也來說幾句吧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壹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裡、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壹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壹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壹句頂壹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壹句頂伍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壹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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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復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准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贰，這封信上的紀念反右運動叁拾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歷史的角度講，反思壹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壹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裡壹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派壹場，也希望能相聚壹起，回首往事，吐點苦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只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著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連薄壹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壹個個表示了懺悔。這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派叁拾周年座談會，矛頭是對准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當心踏上了壹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壹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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