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 达赖哥哥很后悔 自曝被美欺骗始末
嘉乐顿珠（右）
中情局对西藏独立武装的训练由此开始，美国一度要求达赖公开发表言论向美国求援，但在西藏方面告知要求不可能满足以后，中情局也并未终止对西藏的支持。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和印度关系的紧张，中情局为藏人设立的训练基地最初选在印巴边境西里古丽附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废旧机场上，而后转移到尼泊尔木斯塘及美国科罗拉多等地。
获得中情局训练的战士随即被美国飞机空投进西藏，随之空投进西藏的还有用于联络的无线电台以及必要的武器装备。这些无线电消息经过中情局在印度的分支办公室转给华盛顿，成了华盛顿了解西藏情形的最重要渠道。1959年3月，达赖在拉萨动乱前夕匆忙决定逃离西藏，这一消息正是由经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战士使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台告知华盛顿以及新德里。
不过，嘉乐顿珠补充说，与中情局的一切合作都不曾告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从未参与到西藏斗争里任何有关中情局的决定中，美国政府也从未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请求。达赖喇嘛的宗教训练禁止他允许使用暴力，而他仍在正式意义上在十七条协议的约束下行动，与中国人合作。”
而西藏给美国的不仅有关于西藏内部情形的消息。1961年，西藏抵抗武装在西藏西部通往新疆的公路上伏击了一辆解放军卡车，截获一批解放军内部的活动公报。这些文件提及了当时蔓延全国的大饥荒、饥荒中军队及普通人面临的巨大困难、解放军内部矛盾、解放军和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苏联之间当时日益激化的矛盾。据嘉乐顿珠回忆，一部分报告当中还包含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与台湾的估计。“然而，我们从未保有这些文件。它们立刻被送往了华盛顿中情局办公室，我所保有的唯一一份文件是关于达赖喇嘛逃亡时被杀的西藏人人数。”
此外，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关系恶化以后，印度参与到了与美国一起训练藏人武装的行动中来，“为了下一次与中国爆发战争做准备”。这使得接受训练的藏人武装数量骤然从数十人增加到数千人。1964年，印度情报部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还曾共同组建过一个情报办公室。这个机构的所有情报都来自藏人武装定期伏击军车、监听西藏境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报则由三方面共享。
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之多，但来自中情局的援助情况并不理想。“在西藏的抵抗运动当中，八支经过中情局训练的队伍被空投到反抗集中的地区。大多数被空投进藏的战士都会随后获得同样空投下去的由中情局供应的武器、弹药、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装备，但中情局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比起中国无穷无尽的武器供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供应从未足够过……山南地区两万五千战士只获得了大约七百支枪，安多地区的五千战士大约获得了五六百支步枪……大多数枪老旧而过时……中情局供应的所有装备都不是美国产，他们不想留下美国涉入西藏事件的任何证据。军事上，西藏抵抗武装从未有过机会。”
“我仍然相信，如果中情局给我们足够的武器，抵抗是有可能获得机会的。如果我明白中情局的支持有多么微薄，我不会送那些年轻人去训练。毛泽东不是唯一一个欺骗了西藏人的人，中情局也同样。”
“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自1967年开始，嘉乐顿珠开始收到美国可能中断援助的警告，最初的警告来自试图与他接触的苏联情报部门，随后甚至连中情局工作人员也私下向他透露了类似消息。1969年，中情局在新德里的负责人格里姆斯雷（William Grimsley）正式通知了嘉乐顿珠，由于中美正在就发展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美国已经答应了中方有关切断所有对达赖的支持的要求，因此，向西藏人提供的援助必须停止。
“那时的总统是尼克松，而基辛格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对西藏一无所知，他们也对西藏漠不关心。”
失去了美国支持的藏人独立武装没有支持太久，位于尼泊尔木斯塘的训练基地以及武装力量很快因缺乏物资和内部纷争而解散。四十年后，嘉乐顿珠在回顾一生时说，与中情局合作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终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与中情局发生关联。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独立而战，而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不是西藏的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要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麻烦，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和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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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对西藏独立武装的训练由此开始，美国一度要求达赖公开发表言论向美国求援，但在西藏方面告知要求不可能满足以后，中情局也并未终止对西藏的支持。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和印度关系的紧张，中情局为藏人设立的训练基地最初选在印巴边境西里古丽附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废旧机场上，而后转移到尼泊尔木斯塘及美国科罗拉多等地。
获得中情局训练的战士随即被美国飞机空投进西藏，随之空投进西藏的还有用于联络的无线电台以及必要的武器装备。这些无线电消息经过中情局在印度的分支办公室转给华盛顿，成了华盛顿了解西藏情形的最重要渠道。1959年3月，达赖在拉萨动乱前夕匆忙决定逃离西藏，这一消息正是由经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战士使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台告知华盛顿以及新德里。
不过，嘉乐顿珠补充说，与中情局的一切合作都不曾告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从未参与到西藏斗争里任何有关中情局的决定中，美国政府也从未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请求。达赖喇嘛的宗教训练禁止他允许使用暴力，而他仍在正式意义上在十七条协议的约束下行动，与中国人合作。”
而西藏给美国的不仅有关于西藏内部情形的消息。1961年，西藏抵抗武装在西藏西部通往新疆的公路上伏击了一辆解放军卡车，截获一批解放军内部的活动公报。这些文件提及了当时蔓延全国的大饥荒、饥荒中军队及普通人面临的巨大困难、解放军内部矛盾、解放军和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苏联之间当时日益激化的矛盾。据嘉乐顿珠回忆，一部分报告当中还包含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与台湾的估计。“然而，我们从未保有这些文件。它们立刻被送往了华盛顿中情局办公室，我所保有的唯一一份文件是关于达赖喇嘛逃亡时被杀的西藏人人数。”
此外，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关系恶化以后，印度参与到了与美国一起训练藏人武装的行动中来，“为了下一次与中国爆发战争做准备”。这使得接受训练的藏人武装数量骤然从数十人增加到数千人。1964年，印度情报部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还曾共同组建过一个情报办公室。这个机构的所有情报都来自藏人武装定期伏击军车、监听西藏境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报则由三方面共享。
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之多，但来自中情局的援助情况并不理想。“在西藏的抵抗运动当中，八支经过中情局训练的队伍被空投到反抗集中的地区。大多数被空投进藏的战士都会随后获得同样空投下去的由中情局供应的武器、弹药、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装备，但中情局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比起中国无穷无尽的武器供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供应从未足够过……山南地区两万五千战士只获得了大约七百支枪，安多地区的五千战士大约获得了五六百支步枪……大多数枪老旧而过时……中情局供应的所有装备都不是美国产，他们不想留下美国涉入西藏事件的任何证据。军事上，西藏抵抗武装从未有过机会。”
“我仍然相信，如果中情局给我们足够的武器，抵抗是有可能获得机会的。如果我明白中情局的支持有多么微薄，我不会送那些年轻人去训练。毛泽东不是唯一一个欺骗了西藏人的人，中情局也同样。”
“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自1967年开始，嘉乐顿珠开始收到美国可能中断援助的警告，最初的警告来自试图与他接触的苏联情报部门，随后甚至连中情局工作人员也私下向他透露了类似消息。1969年，中情局在新德里的负责人格里姆斯雷（William Grimsley）正式通知了嘉乐顿珠，由于中美正在就发展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美国已经答应了中方有关切断所有对达赖的支持的要求，因此，向西藏人提供的援助必须停止。
“那时的总统是尼克松，而基辛格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对西藏一无所知，他们也对西藏漠不关心。”
失去了美国支持的藏人独立武装没有支持太久，位于尼泊尔木斯塘的训练基地以及武装力量很快因缺乏物资和内部纷争而解散。四十年后，嘉乐顿珠在回顾一生时说，与中情局合作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终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与中情局发生关联。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独立而战，而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不是西藏的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要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麻烦，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和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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