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 达赖哥哥很后悔 自曝被美欺骗始末
一段时间以来西藏问题不断升温，美国国家宪法中心执行长罗森（Jeffrey Rosen）6月18日宣布达赖喇嘛获美国颁发的自由奖章，并表示“达赖喇嘛注重自由、对话和宽容的理想”。几天前的6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休厄尔（Sarah Sewall）要求中方需要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及其代表恢复直接对话。美方认为，达赖喇嘛是真诚可信赖的，美方敦促中国抓住机会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对西藏人民人身权利的限制等问题。
看似达赖喇嘛以及西藏问题仍然是美国拿来干涉中国内政的由头话题。但对于北京来说，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敏感性和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几年那样突出。从2014年奥巴马仓促接见达赖喇嘛到2015年2月奥巴马与达赖喇嘛遥相招呼、避免直接交流看，达赖喇嘛已无法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在流亡藏人眼中美国曾经是救世主，孤立无援的岁月里是华盛顿向流亡藏人提供了情报、武器、财政支持和必要的军事训练。
但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沉浮冷暖以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出书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美国的交往历程，详述了1956年后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他说“欺骗西藏人的不只是毛泽东，中情局也一样。” 一生中最悔恨的事是与中情局发生联系。以下为摘编节选，以飨读者。
华盛顿伸出橄榄枝
美国最初对西藏的示好始于1949年。解放军赢得解放战争以后，美国就曾通过驻印度使馆向拉萨表示愿意援助西藏，当时闭塞而落后的拉萨噶厦并未理会这个示好举动，然而美国并未就此放弃。1951年，被蒋介石扣在台湾的嘉乐顿珠通过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而得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当时他与十四世达赖共同的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塔泽仁波切）已经居留美国长达数月，一个名为“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组织盛情邀请并周到接待了他。嘉乐顿珠同样也与这个组织的主任艾维（James Ivy）见了面，谈及当年的美国之行，嘉乐顿珠仍然表示“十分感谢这么多善良的好心人的帮助。”
当时的嘉乐顿珠并不知道，这个后来改名叫做“亚洲基金”的组织事实上是刚成立不久的美国中情局的一个下属机构。
1952年，嘉乐顿珠正式逃往印度，并再次致信杜鲁门请求美国帮助西藏。据嘉乐顿珠回忆：“我的妻子帮助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西藏的政治情形、西藏人民的苦难和达赖喇嘛的困境。我希望美国施以援手。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只有两三页长。那时我们没有索取过武器或者军事援助，尽管当时在西藏已经出现了武力反抗。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运用它的影响力，劝说中国从西藏撤出他们的军队。那时候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如此强大，无所不能。”
这封信从未收到任何回应，嘉乐顿珠的要求也从未获得满足，但美国以另一种方式回答了西藏。1954年，中情局第一次与嘉乐顿珠取得了联系。
“我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安排了我与中情局的第一次正式会面……1954年，中情局与他取得联系，并要求他把我介绍给中情局在印度的一些探员。当时不知身份的美国人经常到大吉岭和噶伦堡来探访我，想要知道西藏的情况，并对我表示美国对西藏的关切。但是他们从未提供任何实际帮助……我见到的美国人里一定有一些人来自中情局。”
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但直到1956年，中情局的邀请才开始变得更加实际，当时西藏的反抗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中情局打算训练一些自由战士（指武装反抗中共的藏人），使他们成为发报员和游击队员。”嘉乐顿珠回忆说，“霍斯金斯（John Hoskins，当时中情局在印度的负责人）希望我介绍几个西藏战士给他，我当然乐于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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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看似达赖喇嘛以及西藏问题仍然是美国拿来干涉中国内政的由头话题。但对于北京来说，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敏感性和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几年那样突出。从2014年奥巴马仓促接见达赖喇嘛到2015年2月奥巴马与达赖喇嘛遥相招呼、避免直接交流看，达赖喇嘛已无法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在流亡藏人眼中美国曾经是救世主，孤立无援的岁月里是华盛顿向流亡藏人提供了情报、武器、财政支持和必要的军事训练。
但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沉浮冷暖以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出书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美国的交往历程，详述了1956年后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他说“欺骗西藏人的不只是毛泽东，中情局也一样。” 一生中最悔恨的事是与中情局发生联系。以下为摘编节选，以飨读者。
华盛顿伸出橄榄枝
美国最初对西藏的示好始于1949年。解放军赢得解放战争以后，美国就曾通过驻印度使馆向拉萨表示愿意援助西藏，当时闭塞而落后的拉萨噶厦并未理会这个示好举动，然而美国并未就此放弃。1951年，被蒋介石扣在台湾的嘉乐顿珠通过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而得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当时他与十四世达赖共同的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塔泽仁波切）已经居留美国长达数月，一个名为“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组织盛情邀请并周到接待了他。嘉乐顿珠同样也与这个组织的主任艾维（James Ivy）见了面，谈及当年的美国之行，嘉乐顿珠仍然表示“十分感谢这么多善良的好心人的帮助。”
当时的嘉乐顿珠并不知道，这个后来改名叫做“亚洲基金”的组织事实上是刚成立不久的美国中情局的一个下属机构。
1952年，嘉乐顿珠正式逃往印度，并再次致信杜鲁门请求美国帮助西藏。据嘉乐顿珠回忆：“我的妻子帮助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西藏的政治情形、西藏人民的苦难和达赖喇嘛的困境。我希望美国施以援手。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只有两三页长。那时我们没有索取过武器或者军事援助，尽管当时在西藏已经出现了武力反抗。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运用它的影响力，劝说中国从西藏撤出他们的军队。那时候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如此强大，无所不能。”
这封信从未收到任何回应，嘉乐顿珠的要求也从未获得满足，但美国以另一种方式回答了西藏。1954年，中情局第一次与嘉乐顿珠取得了联系。
“我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安排了我与中情局的第一次正式会面……1954年，中情局与他取得联系，并要求他把我介绍给中情局在印度的一些探员。当时不知身份的美国人经常到大吉岭和噶伦堡来探访我，想要知道西藏的情况，并对我表示美国对西藏的关切。但是他们从未提供任何实际帮助……我见到的美国人里一定有一些人来自中情局。”
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但直到1956年，中情局的邀请才开始变得更加实际，当时西藏的反抗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中情局打算训练一些自由战士（指武装反抗中共的藏人），使他们成为发报员和游击队员。”嘉乐顿珠回忆说，“霍斯金斯（John Hoskins，当时中情局在印度的负责人）希望我介绍几个西藏战士给他，我当然乐于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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