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为什么计划生育是项失败公共政策?
在中国国情下，部门利益是少不了的。但像计生委这样，为了一己之私和部门政绩，几十年强行推行一项不受欢迎，普遍抵制的政策，相当罕见。计生委本因计划生育而成立，但这一机构在成立后就异化成了现行计生政策最顽固的捍卫者，其顽固程度甚至到了对中央指令都阳奉阴违的程度。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在整个计生委存续期间，有两个阶段，即陈慕华和钱信忠主掌时期，尤其让人感到恐怖。陈慕华1979—1982年兼任计生委主任，在位四年，作者根据现有材料考证，陈乃是“一孩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因为正是在陈主掌计生委时期，中国从“晚稀少”政策激烈过渡到“一孩化”政策。在本书中，我们看到，陈慕华在作出这一决策时，根本就是在拍脑袋，既没有公共政策常见的专家论证，更未征询政策对象哪怕丝毫的意见，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决定，整个过程非常草率粗糙，贯穿其中的是权力意志，大概所有坏的公共政策都是这么出台的。陈慕华之后是钱信忠，他只干了一年七个月，然而正是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钱更走极端，钱的极端不是将这一政策推向极致，因为已经极致了，而是在实践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强制采取结扎这种野蛮方式，在全国搞“大结扎”，前后结扎了上千万例。为了推行结扎，无使不用其极，从而激起了农民的大面积反抗，导致这一年来干群关系明显对立。可见，当一项公共政策不是从实际出发，只是简单地迎合上意，且没有丝毫的人道关怀，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计生委包括后来卫计委的部门利益还表现在，人口总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经危及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认，无视各种人口调查、专家论证以及现实呈现出的铁的事实，仍不遗余力地推行“一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压力下，才极不情愿地放开双独二胎、单独二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彭佩云和张维庆这两位计生委主任退下来后，向自己曾经主管的部门建议尽早全面放开二胎，却遭否决，后者的秘书还亲自出来回应，表示不同意全面放开二胎。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也不只是计生委一家。在台上时，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只能维护部门利益，一旦不在台上，可以讲几句真话了，可惜继任者根本不听。除部门利益作怪外，这个现象还说明权力的重要性，有权就有话语，没有权，哪怕你是曾经的领导，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属无情，因为自己在台上有权改变不合理政策时，为什么不去改变?
不过，计生委夸大中国人口数量和总和生育率，其实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剧下降，计生委作为计划生育的主管部门，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国家每年要那么多经费了，当然也就不能以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每年有几百亿的计生罚款。最重要的是，计生委就不能以中国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决策层则不能被这种狭隘的部门利益所挟持，而必须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从基本人权出发，来考虑计划生育问题，制定合适的人口政策。事实上，从近40年计划生育实施的总体效果来看，现行计生政策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对此，本书分析认为，就总体效益进行评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负效益。也即如果没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变的话，继续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等诸多指标，都会比现在更为合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都会比现在更为平衡，人口总量也会比现在更少，另外还不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我非常同意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这个评价和基本结论。但作者出于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价值，承认现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虽然这种正效益十分有限。而在我看来，如果考虑到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大面积人道灾难，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别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独家庭等各种危害，乃至对亲情、国防、创新、文化带来的风险，这一政策对中国没有丝毫正面的价值，必须给予彻底否定。这是我和作者在评价这一政策时的一点小分歧。
目前，社会对全面放开二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华社最近还发文力挺，但除了卫计委顶着不放外，在学者中也还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将生育的决策权重新交给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为了减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这两者谁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作一个补充阐述。因为假如现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计划生育带来的， 不但难以说服主管部门放开二胎，根本就不必放开二胎。
在这一问题上，计生委一向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从2005年就说少生私亿人，到现在还是少生四亿人，不知道这个统计是怎么做出来的)，才使得中国快速脱贫，人均GDP显著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换言之，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如果卫计委也抱着这种观点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开二胎，因为它隐含的政策思路实际还是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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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计生委包括后来卫计委的部门利益还表现在，人口总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经危及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认，无视各种人口调查、专家论证以及现实呈现出的铁的事实，仍不遗余力地推行“一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压力下，才极不情愿地放开双独二胎、单独二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彭佩云和张维庆这两位计生委主任退下来后，向自己曾经主管的部门建议尽早全面放开二胎，却遭否决，后者的秘书还亲自出来回应，表示不同意全面放开二胎。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也不只是计生委一家。在台上时，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只能维护部门利益，一旦不在台上，可以讲几句真话了，可惜继任者根本不听。除部门利益作怪外，这个现象还说明权力的重要性，有权就有话语，没有权，哪怕你是曾经的领导，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属无情，因为自己在台上有权改变不合理政策时，为什么不去改变?
不过，计生委夸大中国人口数量和总和生育率，其实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剧下降，计生委作为计划生育的主管部门，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国家每年要那么多经费了，当然也就不能以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每年有几百亿的计生罚款。最重要的是，计生委就不能以中国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决策层则不能被这种狭隘的部门利益所挟持，而必须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从基本人权出发，来考虑计划生育问题，制定合适的人口政策。事实上，从近40年计划生育实施的总体效果来看，现行计生政策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对此，本书分析认为，就总体效益进行评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负效益。也即如果没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变的话，继续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等诸多指标，都会比现在更为合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都会比现在更为平衡，人口总量也会比现在更少，另外还不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我非常同意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这个评价和基本结论。但作者出于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价值，承认现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虽然这种正效益十分有限。而在我看来，如果考虑到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大面积人道灾难，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别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独家庭等各种危害，乃至对亲情、国防、创新、文化带来的风险，这一政策对中国没有丝毫正面的价值，必须给予彻底否定。这是我和作者在评价这一政策时的一点小分歧。
目前，社会对全面放开二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华社最近还发文力挺，但除了卫计委顶着不放外，在学者中也还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将生育的决策权重新交给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为了减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这两者谁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作一个补充阐述。因为假如现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计划生育带来的， 不但难以说服主管部门放开二胎，根本就不必放开二胎。
在这一问题上，计生委一向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从2005年就说少生私亿人，到现在还是少生四亿人，不知道这个统计是怎么做出来的)，才使得中国快速脱贫，人均GDP显著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换言之，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如果卫计委也抱着这种观点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开二胎，因为它隐含的政策思路实际还是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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