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为什么计划生育是项失败公共政策?
革命在多数时候是一个正面的语词，尽管我们现在不提倡革命，要告别革命，但指的是要告别革命中出现的那种腥风血雨的过程，而非否定革命的意义或价值。将生育与革命这两个看似不搭架的事结合在一起，用“生育革命”来形容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借用的是“革命”所呈现的残酷性----少有革命不表现出残酷的一面----却是非常贴近中国这段生育历史的。这是我在读了陈剑先生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一书后首先想到的一点感触。
陈剑先生是中国知名的改革理论家，也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代人口学研究生，毕业后还做过10年的计生委官员，了解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化过程，由这样一个集诸多优势于一身的学者兼计生政策亲历者来撰写一部反思现行生育政策的著作，是非常合适的。
本书不是一部人口学专著，也和《大国空巢》之类畅销书有别----我倒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起来----而如书名所言，是一部人口政策的纪实书。作者对1978年—1991年的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做了详实的考察，这段时期也是现行人口政策形成的关键期，为人们揭示了一个关乎13亿人切实命运的政策的出台和演变过程。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不是说作者对人口政策的见解和建议就价值不大，因为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人对现行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从历史角度进行过梳理。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史料扎实，但是，在史料和数据后面，蕴含的是作者的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这两者在书中结合得特别明显。
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生育革命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为什么一个出发点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后成为千夫所指?生育革命的代价是什么，它带给每个人、整个国家和民族哪些伤痛?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什么来的，是计划生育带来的，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一切最后落脚到必须尽快调整计生政策，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建议上来。
谈起计划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著名的“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现今一般把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看作中国计生政策转向的标志。粗略地看，这么理解也没错，但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就在实行一个名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个政策的推行“和风细雨”，不是靠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靠说理和服务，在人们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居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人口出生率在当时有了显著下降。本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也会达到今天靠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才达到的效果，而且人口结构会比现在均衡得多。但是生育政策在1978年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原来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变成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这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孩化”政策，所谓生育革命，指的就是这个质的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作者认为，它既有工作中心转移，时代背景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有高度集中体制，领导人一言九鼎的缘故，同时还与全社会对人口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有关。也就是说，“一孩化”的政策是当时国务院分管领导为顺应中央核心领导的发展思路，使人口增长和发展目标相适应，根据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意愿和判断，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础上，凭想象、感觉和“拍脑袋”而作出的。
这个解释大体是说得通的。不过在我看来，它还有进一步深入阐述的必要。简单地讲，之所以政策有质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决中共当时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只要看看那个时代的背景就会明白这点。一个革命政党在耗尽革命的合法性资源后，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经济和民生方面尽快弥补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而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后面临的现实。文革及之前的阶级斗争严重拖垮了中国经济，使几亿民众在解放几十年后连基本的温饱都未能解决。而周边国家特别是香港和台湾地区原本起点跟大陆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陆，但如今民众生活都比大陆要好得多。正是在这种强烈对比形成的压力下，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发展经济上有一种急迫感，由此才会饥不择食地提出“洋跃进”计划。当时的认识是，要迅速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抑制人口增长，将过多的人口降下来。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对处于一个生育高峰。可以说，正是此种执政合法性困境逼得当时的核心领导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图在一个短时间内能够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赢得民众对其领导下的中共执政的认可和支持。作者其实在书中也隐晦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一项公共政策只有在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下，才能顺利推进，否则就只能依靠强制和暴力，很多不好的公共政策都是这样。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所谓生育革命，除了内容上有质的变化外，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是它的暴力和残酷程度，与革命无异。为什么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计划生育推行过程中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对人权的破坏，不亚于革命对人权的破坏。那真正是一场人道灾难。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计生委造成的。计生委的自私、毫无起码的人权意识，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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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陈剑先生是中国知名的改革理论家，也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代人口学研究生，毕业后还做过10年的计生委官员，了解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化过程，由这样一个集诸多优势于一身的学者兼计生政策亲历者来撰写一部反思现行生育政策的著作，是非常合适的。
本书不是一部人口学专著，也和《大国空巢》之类畅销书有别----我倒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起来----而如书名所言，是一部人口政策的纪实书。作者对1978年—1991年的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做了详实的考察，这段时期也是现行人口政策形成的关键期，为人们揭示了一个关乎13亿人切实命运的政策的出台和演变过程。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不是说作者对人口政策的见解和建议就价值不大，因为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人对现行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从历史角度进行过梳理。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史料扎实，但是，在史料和数据后面，蕴含的是作者的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这两者在书中结合得特别明显。
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生育革命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为什么一个出发点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后成为千夫所指?生育革命的代价是什么，它带给每个人、整个国家和民族哪些伤痛?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什么来的，是计划生育带来的，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一切最后落脚到必须尽快调整计生政策，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建议上来。
谈起计划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著名的“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现今一般把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看作中国计生政策转向的标志。粗略地看，这么理解也没错，但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就在实行一个名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个政策的推行“和风细雨”，不是靠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靠说理和服务，在人们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居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人口出生率在当时有了显著下降。本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也会达到今天靠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才达到的效果，而且人口结构会比现在均衡得多。但是生育政策在1978年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原来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变成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这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孩化”政策，所谓生育革命，指的就是这个质的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作者认为，它既有工作中心转移，时代背景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有高度集中体制，领导人一言九鼎的缘故，同时还与全社会对人口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有关。也就是说，“一孩化”的政策是当时国务院分管领导为顺应中央核心领导的发展思路，使人口增长和发展目标相适应，根据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意愿和判断，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础上，凭想象、感觉和“拍脑袋”而作出的。
这个解释大体是说得通的。不过在我看来，它还有进一步深入阐述的必要。简单地讲，之所以政策有质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决中共当时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只要看看那个时代的背景就会明白这点。一个革命政党在耗尽革命的合法性资源后，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经济和民生方面尽快弥补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而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后面临的现实。文革及之前的阶级斗争严重拖垮了中国经济，使几亿民众在解放几十年后连基本的温饱都未能解决。而周边国家特别是香港和台湾地区原本起点跟大陆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陆，但如今民众生活都比大陆要好得多。正是在这种强烈对比形成的压力下，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发展经济上有一种急迫感，由此才会饥不择食地提出“洋跃进”计划。当时的认识是，要迅速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抑制人口增长，将过多的人口降下来。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对处于一个生育高峰。可以说，正是此种执政合法性困境逼得当时的核心领导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图在一个短时间内能够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赢得民众对其领导下的中共执政的认可和支持。作者其实在书中也隐晦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一项公共政策只有在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下，才能顺利推进，否则就只能依靠强制和暴力，很多不好的公共政策都是这样。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所谓生育革命，除了内容上有质的变化外，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是它的暴力和残酷程度，与革命无异。为什么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计划生育推行过程中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对人权的破坏，不亚于革命对人权的破坏。那真正是一场人道灾难。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计生委造成的。计生委的自私、毫无起码的人权意识，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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