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回忆 还原真实的五四运动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到:“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
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其中北大20名,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具体名单如下: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广场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记忆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运动过后不久,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专门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相继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中国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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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到:“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
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其中北大20名,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具体名单如下: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广场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记忆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运动过后不久,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专门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相继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中国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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