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回忆 还原真实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当年那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还原一个真实的五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梁实秋（图片来源：新浪读书）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据思想者博客介绍，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鼓吹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传记文学》在“编者按”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口述，马星野先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是后人研究、了解五四运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文章篇幅很长，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
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家里的会议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当时还埋怨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一点在天安门集合。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1919年春，巴黎和会中国受辱的消息传回中国后，北大学子义愤填膺，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1人民币约合0.162美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300多元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别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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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图片来源：新浪读书）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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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传记文学》在“编者按”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口述，马星野先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是后人研究、了解五四运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文章篇幅很长，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
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家里的会议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当时还埋怨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一点在天安门集合。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1919年春，巴黎和会中国受辱的消息传回中国后，北大学子义愤填膺，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1人民币约合0.162美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300多元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别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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