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 作惡者與告密者 畢福劍的最後晚餐
白衣外國婦女為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優秀青年教師紫萱，而視頻拍攝者
名為張清，現為東博書院秘書長，畢福劍視頻制作人。老畢可能不知道東博書院是毛派教授孔慶東創辦的，竟然在酒席上當著東博書院秘書長的面調侃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不過事後張清給予了否認。
作惡者與告密者是壹個硬幣的兩面，作惡者如果不被揭發出來，就永遠可以安全舒適地作惡，不停地造成危害；但告密者把人的丑態揭發出來，且不管是否會由於告密而立功並得到晉升，至少讓每個人都感覺芒刺在背。
客觀地說，其實每個人都是生活的戲子，不僅生活在聚光燈下，在舞台之下也會被關注，不同的是是否值得別人關注，以及被關注之後的價值呈現。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陰暗的角落，即使不能公然作惡，與熟悉的人之間的惡作劇也是免不了的。
調侃與戲謔，在很多時候都只為博取旁觀者壹笑。假如當成是生活中的調劑品，任何言論與表達都無可厚非，但這與人所處的身份與所處的環境不同。比如每個人都會打瞌睡，但安倍晉叁在李光耀的追思儀式上睡覺，在莊嚴肅穆的外交場合，特別是在參加某個國家的國葬的場合，這種行為就是外交事件，就值得被指責了。
公眾人物沒有私生活，所以才會隨時隨地都有明星與娛記發生沖突，當這種沖突被公眾解讀，往往不會指責娛記侵犯明星的隱私，因為畢竟那是人家的工作，而妥善處理與媒體公眾之間的關系，是明星工作范疇的壹部分，從配合默契到矛盾沖突，從工作角度加大了難度甚至風險。
很多人都習慣性地表示:我在工作，麻煩你配合我壹下！但這種表達也往往會招致對方的反感----憑什麼我必須配合你的工作呢？難道你的工作就是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的？
工作更多的時候是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依托，其中並沒有太多神秘與神聖的因素，也並不是每個工作都能取得積極而充滿正能量的效果。
作惡者，如果沒有制約就會越來越囂張，告密者是以受到舉報獎勵或者緩解內心的嫉恨為動力支撐的。就如紀委或者檢察院，或者古代的大理寺、六扇門，在辦案的過程中，肯定都是在低調原則下，秘密進行的，告密者也沒有什麼光彩的，辦案也僅僅是他們的工作，我們沒有必要指責其苟且並缺乏光明正大。
我們無法站在絕對公允的立場，說壹些無關痛癢的話。沒有人可以做到絕對坦蕩，即使臭名昭彰的作惡，在絕大部分時候也都是偷偷摸摸，很是苟且。
只有善良的人放松警惕，才會被作惡的人抓住機會;也只有作惡的人放松警惕，才會被告密者抓住機會，告密者放松警惕，被抓住並公之於眾，就會被唾棄。這之間食物鏈的各個環節，都是建立在失察的前提之下才能實現的。
漢武帝、武則天、洪武永樂、雍正乾隆，無不推行酷吏政治，但假如沒有貪官污吏毀壞朝綱，讓正常的秩序受到危害，也不會有酷吏。
用謊言去戳穿謊言，最終只會證明自己也是騙子。以暴制暴，自己也是施暴者，且不要說作惡者貪婪，恰恰是善良的人失察，才給他們作惡的可乘之機。什麼才是導致這壹切的根源，是惡在驅散人心中的善，還是善放縱了人內心的惡，這些都是壹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人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提防被攻擊弱點，更需要避免“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讓自己得不償失，特別是名人與社會公眾人物，更需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警惕。每個人即使是普通人都需要有自我防范的意識，約束自己的言行。
《最後的晚餐》話外版
很多年以後，當耶穌基督站在懺悔者面前，壹定會想起他去參加最後晚餐的那個夜晚。當時，赴宴的還有拾贰個門徒，壹個個坐在椅子上，表情嚴肅，目光冷峻又滿懷期待，活像等著老師訓話的學生。“把我的肉拿去當面包吃吧，把我的血拿去當葡萄酒喝吧，這都是為了紀念我。”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壹個人要賣我了。門徒們心中或懼怕，或震驚，或憤怒，繼而懷疑其自己來，他們壹個個以痛苦的心情問：“是我嗎”、“是我嗎”，“是的，就是你。”耶穌指著其中的壹個說：“只有你帶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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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張清，現為東博書院秘書長，畢福劍視頻制作人。老畢可能不知道東博書院是毛派教授孔慶東創辦的，竟然在酒席上當著東博書院秘書長的面調侃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不過事後張清給予了否認。
作惡者與告密者是壹個硬幣的兩面，作惡者如果不被揭發出來，就永遠可以安全舒適地作惡，不停地造成危害；但告密者把人的丑態揭發出來，且不管是否會由於告密而立功並得到晉升，至少讓每個人都感覺芒刺在背。
客觀地說，其實每個人都是生活的戲子，不僅生活在聚光燈下，在舞台之下也會被關注，不同的是是否值得別人關注，以及被關注之後的價值呈現。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陰暗的角落，即使不能公然作惡，與熟悉的人之間的惡作劇也是免不了的。
調侃與戲謔，在很多時候都只為博取旁觀者壹笑。假如當成是生活中的調劑品，任何言論與表達都無可厚非，但這與人所處的身份與所處的環境不同。比如每個人都會打瞌睡，但安倍晉叁在李光耀的追思儀式上睡覺，在莊嚴肅穆的外交場合，特別是在參加某個國家的國葬的場合，這種行為就是外交事件，就值得被指責了。
公眾人物沒有私生活，所以才會隨時隨地都有明星與娛記發生沖突，當這種沖突被公眾解讀，往往不會指責娛記侵犯明星的隱私，因為畢竟那是人家的工作，而妥善處理與媒體公眾之間的關系，是明星工作范疇的壹部分，從配合默契到矛盾沖突，從工作角度加大了難度甚至風險。
很多人都習慣性地表示:我在工作，麻煩你配合我壹下！但這種表達也往往會招致對方的反感----憑什麼我必須配合你的工作呢？難道你的工作就是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的？
工作更多的時候是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依托，其中並沒有太多神秘與神聖的因素，也並不是每個工作都能取得積極而充滿正能量的效果。
作惡者，如果沒有制約就會越來越囂張，告密者是以受到舉報獎勵或者緩解內心的嫉恨為動力支撐的。就如紀委或者檢察院，或者古代的大理寺、六扇門，在辦案的過程中，肯定都是在低調原則下，秘密進行的，告密者也沒有什麼光彩的，辦案也僅僅是他們的工作，我們沒有必要指責其苟且並缺乏光明正大。
我們無法站在絕對公允的立場，說壹些無關痛癢的話。沒有人可以做到絕對坦蕩，即使臭名昭彰的作惡，在絕大部分時候也都是偷偷摸摸，很是苟且。
只有善良的人放松警惕，才會被作惡的人抓住機會;也只有作惡的人放松警惕，才會被告密者抓住機會，告密者放松警惕，被抓住並公之於眾，就會被唾棄。這之間食物鏈的各個環節，都是建立在失察的前提之下才能實現的。
漢武帝、武則天、洪武永樂、雍正乾隆，無不推行酷吏政治，但假如沒有貪官污吏毀壞朝綱，讓正常的秩序受到危害，也不會有酷吏。
用謊言去戳穿謊言，最終只會證明自己也是騙子。以暴制暴，自己也是施暴者，且不要說作惡者貪婪，恰恰是善良的人失察，才給他們作惡的可乘之機。什麼才是導致這壹切的根源，是惡在驅散人心中的善，還是善放縱了人內心的惡，這些都是壹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人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提防被攻擊弱點，更需要避免“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讓自己得不償失，特別是名人與社會公眾人物，更需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警惕。每個人即使是普通人都需要有自我防范的意識，約束自己的言行。
《最後的晚餐》話外版
很多年以後，當耶穌基督站在懺悔者面前，壹定會想起他去參加最後晚餐的那個夜晚。當時，赴宴的還有拾贰個門徒，壹個個坐在椅子上，表情嚴肅，目光冷峻又滿懷期待，活像等著老師訓話的學生。“把我的肉拿去當面包吃吧，把我的血拿去當葡萄酒喝吧，這都是為了紀念我。”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壹個人要賣我了。門徒們心中或懼怕，或震驚，或憤怒，繼而懷疑其自己來，他們壹個個以痛苦的心情問：“是我嗎”、“是我嗎”，“是的，就是你。”耶穌指著其中的壹個說：“只有你帶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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