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 畢福劍何去何從?或步杜憲薛飛後塵
薛飛在年初出版的《薛飛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壹書中，對當時的工作氛圍亦有提及：“那個年代，國家各項事業剛剛轉型，人們工作中既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習慣性的紀律，又帶有對未來的殷切希望，所以利益與心態上的矛盾也少。”
1980年代是薛飛和杜憲人生中最為耀眼的時期。借助《新聞聯播》，他們成了“文革”後最早的壹批大眾偶像。張斌用“近乎壹種完美的神話”來形容杜憲。為了采訪她，張斌沒少跟她及她的丈夫陳道明周旋。壹次，張斌悄悄順走了杜憲少女時期的壹張照片，第贰天就接到了陳道明的電話，他大為光火，要求張斌趕緊歸還。
至於薛飛，張斌留存至今的印象是：“他是那種話不多、老老實實，但是非常聰明的人，大學裡應該很招女孩子喜歡。”喜歡攝影的薛飛家裡有壹個暗房，可以沖洗彩色照片，張斌曾整宿整宿地跟他在壹起洗照片。
薛飛和杜憲的播音生涯同時結束於1980年代末。兩人不再擔任出鏡主播後，杜憲被調到了經濟部當編輯，薛飛則被調到專題部《神州風采》節目組做紀錄片。為了便於工作，兩人都起了壹個筆名，杜憲叫“皓月”，薛飛叫“白墨”。
1992年2月，杜憲從央視辭職前夕，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期刊《國際新聞界》上發表了壹篇名為《今日杜憲》的短文，其中記錄了杜憲當時的狀態：“今天的杜憲，留起了長發，人也胖了壹些，在屏幕上看慣了她的人們，猛然間還不太認得出來。但是細看去，那淡淡妝、天然樣，純樸、自然的風姿，仍叫人回想起那個當年被譽為‘中國女性典范’的漢家姑娘。”
現在的薛飛低調、沉默、煙癮很大，很少提及往事。
下海
Tata是距離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66公裡的壹個小城，僅有3萬人口，寧靜，安逸，按匈牙利的發音，薛飛稱之為“陶陶”。這裡是他新生活開始的地方。
19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大批中國人湧入當時與中國互免簽證的匈牙利，以求在該國經濟轉軌之際，大撈壹筆。這也便是當時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爺震東歐”。
薛飛回憶，當時每周都有兩列從北京開出的國際列車將壹批批中國人連同他們攜帶的貨物，經莫斯科轉到匈牙利。最後湧入的中國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臨時做出決定：封閉邊防，禁止中國人入境。
薛飛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開了壹個中餐館。後來，薛飛在國內的幾個朋友通過追加投資也加入了進來，共同注冊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貿易。薛飛趕赴匈牙利時，正值公司各種矛盾叢生。壹邊是家人，壹邊是朋友，毫無商業經驗的他很難維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渦。最終，飯館被關閉，朋友撤股，落在薛飛及其家人身上的是壹大筆債務。
最困難的時候，薛飛帶著家人壹起在“陶陶”的集貿市場上辛苦地練攤。曾經的“國家喉舌”，這時不得不為生計發出個體戶的吆喝。
“第壹聲叫喊實在不易，它所沖破的不僅僅是我心理上的防線，而是將全部的虛榮心徹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壹條實實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飛說。
杜憲的商海生涯相對要少很多波折。1992年離開央視後，杜憲先是在國際新聞廣播電視交流中心（即“梅地亞中心”）做了壹段時間的主持人，拍攝電視片《中國小城鎮》。直到1993年夏，她才真正開始下海，擔任“今日新聞廣告有限公司”藝術總監及“常州先奇影視制作中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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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是薛飛和杜憲人生中最為耀眼的時期。借助《新聞聯播》，他們成了“文革”後最早的壹批大眾偶像。張斌用“近乎壹種完美的神話”來形容杜憲。為了采訪她，張斌沒少跟她及她的丈夫陳道明周旋。壹次，張斌悄悄順走了杜憲少女時期的壹張照片，第贰天就接到了陳道明的電話，他大為光火，要求張斌趕緊歸還。
至於薛飛，張斌留存至今的印象是：“他是那種話不多、老老實實，但是非常聰明的人，大學裡應該很招女孩子喜歡。”喜歡攝影的薛飛家裡有壹個暗房，可以沖洗彩色照片，張斌曾整宿整宿地跟他在壹起洗照片。
薛飛和杜憲的播音生涯同時結束於1980年代末。兩人不再擔任出鏡主播後，杜憲被調到了經濟部當編輯，薛飛則被調到專題部《神州風采》節目組做紀錄片。為了便於工作，兩人都起了壹個筆名，杜憲叫“皓月”，薛飛叫“白墨”。
1992年2月，杜憲從央視辭職前夕，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期刊《國際新聞界》上發表了壹篇名為《今日杜憲》的短文，其中記錄了杜憲當時的狀態：“今天的杜憲，留起了長發，人也胖了壹些，在屏幕上看慣了她的人們，猛然間還不太認得出來。但是細看去，那淡淡妝、天然樣，純樸、自然的風姿，仍叫人回想起那個當年被譽為‘中國女性典范’的漢家姑娘。”
現在的薛飛低調、沉默、煙癮很大，很少提及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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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大批中國人湧入當時與中國互免簽證的匈牙利，以求在該國經濟轉軌之際，大撈壹筆。這也便是當時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爺震東歐”。
薛飛回憶，當時每周都有兩列從北京開出的國際列車將壹批批中國人連同他們攜帶的貨物，經莫斯科轉到匈牙利。最後湧入的中國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臨時做出決定：封閉邊防，禁止中國人入境。
薛飛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開了壹個中餐館。後來，薛飛在國內的幾個朋友通過追加投資也加入了進來，共同注冊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貿易。薛飛趕赴匈牙利時，正值公司各種矛盾叢生。壹邊是家人，壹邊是朋友，毫無商業經驗的他很難維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渦。最終，飯館被關閉，朋友撤股，落在薛飛及其家人身上的是壹大筆債務。
最困難的時候，薛飛帶著家人壹起在“陶陶”的集貿市場上辛苦地練攤。曾經的“國家喉舌”，這時不得不為生計發出個體戶的吆喝。
“第壹聲叫喊實在不易，它所沖破的不僅僅是我心理上的防線，而是將全部的虛榮心徹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壹條實實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飛說。
杜憲的商海生涯相對要少很多波折。1992年離開央視後，杜憲先是在國際新聞廣播電視交流中心（即“梅地亞中心”）做了壹段時間的主持人，拍攝電視片《中國小城鎮》。直到1993年夏，她才真正開始下海，擔任“今日新聞廣告有限公司”藝術總監及“常州先奇影視制作中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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