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之子陳小魯：對體制失望的弄潮兒(圖)
陳小魯是陳毅之子，也是對文革公開反思的壹批人。他壹生經過了多次變道，然而無論怎麼變道，他大半輩子都還在體制內。然而陳小魯逐漸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在體制內混，並且對官場寒了心，當改革的號角吹響時，他毅然離開體制，成為商海裡的弄潮兒。
陳毅之子陳小魯
雨兒胡同的壹端是熱鬧非凡的南鑼鼓巷。初冬，時尚前衛的年輕人神采飛揚地從這裡走過。壹路向西，愈走愈寂寥，恍然從現世墮入歷史的塵煙，齊白石故居、羅榮桓舊居、粟裕舊居靜靜留守在此。
除了齊白石故居有大字牌匾外，久居於此的居民都不太清楚共和國兩位開國元勳曾經在此居住，在路人眼裡兩處舊居不過是“31號”和“33號”普通民宅。同樣，對於住在“33號”院的陳小魯來說，平靜的退休生活替代了以往榮辱沉浮的壹切。
“是你們媒體又把我推出來了。”陳小魯說，自己不談政治已經很久。
今年8月，陳小魯就“文革”行為的道歉信流傳於網絡；10月7日，他代表八中老叁屆同學會向“文革”中遭受沖擊的老師鄭重道歉。壹段狂熱的歷史再次被深度觸摸。
陳小魯，陳毅之子，曾是“文革”初期的學生領袖。只是，他並沒有在“造反”的道路上走太遠，第壹次思想上的“變道”就出現在“文革”初期----逃離瘋狂亂世，走向了軍營。
或許是追求自由、不說違心話的性情使然，“變道”成為陳小魯生活的常態：離開野戰軍、探索政改之路，最終又從體制內“出走”。如今則是身已下海，心卻上岸。
“文革”：就是窩裡斗？
“至今我對主席依然非常崇敬。”提到毛澤東，陳小魯更習慣稱“主席”。他坦陳，現在自己看待毛主席已經比較客觀了，但年輕時對毛澤東的崇拜曾壹度達到迷信地步。
“階級斗爭是你們壹門主課”、“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在毛澤東和王海容、毛遠新的談話中把教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談話的內容最先在幹部子弟中流傳，陳小魯在八中貼出大字報----“讓階級斗爭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陳小魯說，實際上他在政治上“開竅”比其他幹部子弟更晚壹些。“我的政治啟蒙不是來自於家庭，父親在家裡從來不講黨內的事情。”陳小魯說。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小魯正在讀高叁。學校停課，國家宣布取消高考，全班同學高興得把書都扔了。
“父親跟我談了壹次，告訴我，外交部的事我不要管，不要問。我們學校的事，父親也不管，也不讓我跟他講。”陳小魯和時任外交部長的父親陳毅算是“劃清界限”了。
從“文革”壹開始，陳小魯就成為學生領袖，和所有中學生壹樣，他們都被這場全國性運動大潮所裹挾。這是時代強加給這代人的“使命”----奉旨造反。工作組進學校，讓陳小魯給老師們講話：過去有出戲是“叁娘教子”，現在是“子教叁娘”。今天他解釋說，娘和子是壹家人，當時是要破除師道尊嚴，動員老師造校領導的反。
工作組走後，各個學校效仿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校文革”。陳小魯說，當時他不想進“校文革”，要同學們不要選他，但他卻以1100多票當選主任，只差20多票就全票通過。
在“校文革”期間，陳小魯挑頭組織了壹次批判會。情勢失控了。壹群學生沖上去痛打教育局幹部和學校黨支部書記，他們被打得頭破血流。陳小魯擋不住，大喊“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之後，他舉起紅衛兵旗子喊口號。“這樣就不打了嘛。”陳小魯回憶道。
“如果你們壹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面前打。”陳小魯當年公開反對“武斗”。在他當“校文革”主任時，學校死了不少人，有自殺也有被打死的。看著學生隨便打人，陳小魯開始迷茫：文革就是窩裡斗？
“西糾”：惟壹不造反的組織
“那個時候，紅衛兵普遍有壹種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舍我其誰的張狂勁。”陳小魯說，自己還算有自知之明，沒有此類想法。
1966年8月，陳小魯開始反思。
毛澤東主席寫了《我的第壹張大字報》，劉少奇被打倒。羅瑞卿、彭真等，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看著老幹部壹個個“落馬”，陳小魯覺得不理解，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毛主席講，蘇聯黨內矛盾比較大，我們黨比較團結，沒有蘇聯的那種情況。這句話也成為陳小魯質疑“文革”的依據之壹。
“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做法，到現在為什麼又出來了？”陳小魯說，當時並不是在質疑毛主席，只是覺得不對頭。
造反有理，在陳小魯看來缺乏階級分析，“造誰的反？造無產階級的反也有理嗎？”
在采訪陳小魯的過程中，他反復提到“理論依據”這肆個字，即便在文革當中，他說自己也是依此行事。中共八屆拾壹中全會通過“文化大革命”拾六條中就明確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沒有參加紅衛兵。”陳小魯說，紅衛兵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他建議換成毛主席詩詞中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委婉地表明了態度。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沒有人通知他參加，因為陳小魯不是紅衛兵。
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開大會、游行，要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陳小魯沒有參與。但八中的同學從現場回來告訴他，總理講了，中學生紅衛兵是壹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也管不起來。希望紅衛兵聯絡站變成壹個常設機構。
“拾六條裡說要自己教育自己，我就提議建立西城糾察隊（本文均稱”西糾“）。”陳小魯建立“西糾”的初衷就是維持秩序，匡正紅衛兵的行為。他和同處西城區的肆中、六中的朋友壹拍即合，決定每個學校抽出拾幾個優秀的紅衛兵，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壹個聯合指揮部，統壹調度。指揮部設在解散了的九叁學社。事實上，“西糾”的司令並不是陳小魯，而是孔丹（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宣傳部長是秦曉（原西康省委副書記秦力生之子）。“我們都沒有想過爭權，真沒那麼復雜。”陳小魯表示。
陳小魯告訴記者，“文革”中成立的所有組織都是以造反為目的，除了“西糾”。“西糾”成立也是他對“文革”的第壹次反思。
“把西糾與紅衛兵暴力畫等號，我覺得這不對。”陳小魯說，如果說在8月31日毛主席在金水橋前被狂熱的學生圍困時，有“西糾”隊員拿出皮帶打出壹條出路，解救了中央領導人，那確實是使用了暴力，但也是情不得已。陳小魯認為，暴力並不是“西糾”的主流。正是因為他認為紅衛兵的行為已經出格了，才組織起來讓紅衛兵自己教育自己，算是壹小群青年人對左傾路線的抗爭。
陳小魯回憶說，在“西糾”他參加的壹個大行動就是在北京站調度紅衛兵。“紅衛兵當時不可壹世，別人管不了他們，周總理就要求我們去維持秩序。”陳小魯說，“西糾”和“東糾”聯合執勤，輪流把守大門，困了就在車站大廳搭地鋪，沒有和紅衛兵發生任何暴力沖突。
“拾壹”慶祝活動，陳小魯帶領“西糾”執行調度任務時高喊“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還得到了戍衛區某師長“向紅小將學習”的鼓勵。而到了11月份以後，陳小魯察覺到風向不對了。他從朋友那裡得知，謝富治囑咐兒子以後不要到“西糾”那裡去了。陳小魯有點明白了，上頭對“西糾”不滿意了。後來，“西糾”解散，有的同學成了“西糾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認可。另壹派則轉而對抗，參與了“聯動”。
陳毅元帥也受到了沖擊，陳小魯更加迷茫，主動要求下工廠勞動。在大山子的738廠，他沒有用真名，化名“陳衛東”。
參軍：當年最好的出路
1968年4月14日，陳小魯被周恩來總理找去談話。“你應該到部隊去。”周總理還強調，“這不是我的個人意見”。“那時候想的是，總理的上級不就是主席嗎？可能這是主席的意思吧。”陳小魯說。
當時，關於陳小魯的謠言很多。據室友牟尚高回憶，以“陳毅之子陳小虎昨在廣州殺人”最為荒謬。最明顯的是名字都是錯的，況且那幾個月陳小魯都在學校參加軍訓。牟尚高記得，自己當時扭頭看了壹下陳小魯，他壹言不發，好像這壹切都與自己無關。
另外中央文革認為陳毅元帥是“聯動”的後台，陳小魯毫無意外的應該是其聯絡員。“他們搞過我的材料，讓吳法憲的兒子吳新潮跟我交朋友，實際上就是當密探。他沒幹。”陳小魯說，吳新潮反而告訴他要當心，有人要搞他的“黑材料”。
陳小魯理解了周總理的良苦用心。“文革”時期，大學停止招生，知識青年只有兩條路：上山下鄉和參軍。後者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出路。
“這種安排對我對我父親都是壹種保護。”陳小魯說，周總理保護了很多幹部，但對壹個中學生進行特殊保護恐怕這是唯壹壹次。
見過總理的次日，陳小魯被周總理的衛士長楊德中送到了39軍，隸屬沈陽軍區。臨行前，他給八中的同學留了條子，寫著：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當時，陳毅元帥還住在中南海，他告訴小兒子陳小魯：“你就做好准備，這輩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奮斗！”
去部隊，讓陳小魯在瘋狂的世界得以脫身，人生“變道”行駛。
起碼，陳毅元帥被污以“贰月逆流”時，陳小魯所在部隊沒有落井下石，讓他得到了心靈上的安慰。團政委親自傳達，輕描淡寫地稱，有幾個老帥也犯了點錯誤，他們主要問題是對“文革”不理解，其實他們跟毛主席談談就行了。
剛進連隊，陳小魯屬於編外人員，連軍裝都不發，他也沒提要求，只管幹好自己的事情。叁年裡，他年年被評上“伍好戰士”，因為抗洪搶險“表現優異”，榮立了叁等功，軍區專門給總理打報告問是否陳小魯可以入伍入黨。總理批示，如果他表現好的話，當然可以。
時隔多年，陳小魯已經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副團職幹部。老連隊指導員轉業前告訴陳小魯，那時候，每周都要專門給軍區寫報告，匯報他的情況，“我把你寫得跟雷鋒壹樣”。
“下海”：大不了從頭再來
現在的陳小魯生活得自由而隨性。家裡客廳的壹面牆上掛著幾張風景相片，他說那是在旅行途中，愛人粟惠寧拍的，他們已經走過了88個國家。“我這個人就愛自由。”陳小魯說，他從來沒有為離開野戰軍和走出體制而後悔。
陳小魯的愛人是粟裕大將的女兒。
提到離開沈陽軍區調到總參的經歷，陳小魯說，他不想說違心話，只有離開。
沈陽軍區當時比較左，當時整個軍區對抓典型很重視，搞大批判、搞文藝演出，讓陳小魯決定離開的是“批鄧”。“我不願意批鄧小平，但是因為工作還得帶頭批，在大庭廣眾下批。我是真呆不住了。”陳小魯給岳父粟裕大將寫信，用“道不同不相為謀”表明心跡，要求調動。
“因為我跟愛人是兩地分居，就用家庭問題沒解決搪塞了上級。”陳小魯的關系調到總參沒多久，“肆人幫”就被抓起來了。粟裕大將覺得陳小魯當時申請調動有點太著急了。當記者問道，是否有點後悔時，陳小魯搖搖頭說：“是沒想到那麼快‘肆人幫’倒台，不過也沒啥後悔的。”
年輕時“造反”，成熟後探索改革之路。用陳小魯的話說，正是“文革”時期的經歷與思考，激發了他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熱忱。“國家有希望了，我們能夠參與進程，我是共產黨員，要實現我們的理想，讓社會更平等壹點，更自由壹點。”
1986年9月，根據鄧小平提議，政改辦成立，當時這是壹個臨時機構，由政治局常委領導。
次月，陳小魯借調到政改辦，關系還在總參。在陳小魯的口述中提到，他們當時奉為圭臬的是鄧小平1979年關於黨的領導制度的講話，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後來，政治體制改革有點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陳小魯告訴記者，政改辦的壹個主要任務就是起草拾叁大報告。當時，陳小魯他們提出壹個建議，報告中應該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有所描述，後來拾叁大報告把基本路線歸納為“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拾叁大報告起草完畢，也通過了，政改辦的歷史使命也就等於完成了。後來老鄧還說報告壹個字不改。”陳小魯說，但當時實行的也不多。1987年10月，政改辦成了政改研究室，成為中央正式的部級機構。陳小魯任社會改革局局長，主管范圍覆蓋人大、政協和民主黨派等領域。
彼時，胡啟立公開講，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也因此，政改室做了不少調研，提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工會改革和危機處理。陳小魯以直言著稱，1988年年終總結時，他提到，政改室是黨的機構，不能專為某領導工作；政改室要研究政改問題，不能只起草講稿。
沒過多久，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工作組被派進政改室。“上面可能認為我們這裡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有人找我，讓我揭發內幕。哪有什麼內幕嘛，開會都是公開的，全部都有會議文件，研討結果也有文件啊。”翻箱倒櫃，查個底掉，啥幹貨也沒有，中直機關黨委領導親自出馬，陳小魯煩了，清查怎麼搞得跟文革“肆人幫”整幹部壹樣。領導不高興說“你怎麼能這麼說”，陳小魯回應道，“我就是這個看法！”現在他認為那說法過了，是氣話，但領導並沒有追究，這與文革大不壹樣。
政改室被撤銷，1992年1月正式解散。陳小魯沒有背處分，他是留守的黨委書記，“先給我這幫兄弟善後”。回到原單位，有點心灰意冷，陳小魯要求轉業。這壹次，他的選擇更為堅決，不在體制內幹了。
陳小魯跟時任體改委主任賀光輝說，他真是對官場寒了心。檔案從總參調出，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那壹刻，陳小魯自由了。
朋友壹句“我們‘下海’吧”，陳小魯真就成了上世紀九拾年代初在商海裡游泳的弄潮兒。“就我‘下海’了，他們全都又跑回機關。”陳小魯對經濟浪潮中的沉沉浮浮看得也很淡，“當過兵，吃過苦，什麼都不怕。大不了從頭再來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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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陳毅之子陳小魯
雨兒胡同的壹端是熱鬧非凡的南鑼鼓巷。初冬，時尚前衛的年輕人神采飛揚地從這裡走過。壹路向西，愈走愈寂寥，恍然從現世墮入歷史的塵煙，齊白石故居、羅榮桓舊居、粟裕舊居靜靜留守在此。
除了齊白石故居有大字牌匾外，久居於此的居民都不太清楚共和國兩位開國元勳曾經在此居住，在路人眼裡兩處舊居不過是“31號”和“33號”普通民宅。同樣，對於住在“33號”院的陳小魯來說，平靜的退休生活替代了以往榮辱沉浮的壹切。
“是你們媒體又把我推出來了。”陳小魯說，自己不談政治已經很久。
今年8月，陳小魯就“文革”行為的道歉信流傳於網絡；10月7日，他代表八中老叁屆同學會向“文革”中遭受沖擊的老師鄭重道歉。壹段狂熱的歷史再次被深度觸摸。
陳小魯，陳毅之子，曾是“文革”初期的學生領袖。只是，他並沒有在“造反”的道路上走太遠，第壹次思想上的“變道”就出現在“文革”初期----逃離瘋狂亂世，走向了軍營。
或許是追求自由、不說違心話的性情使然，“變道”成為陳小魯生活的常態：離開野戰軍、探索政改之路，最終又從體制內“出走”。如今則是身已下海，心卻上岸。
“文革”：就是窩裡斗？
“至今我對主席依然非常崇敬。”提到毛澤東，陳小魯更習慣稱“主席”。他坦陳，現在自己看待毛主席已經比較客觀了，但年輕時對毛澤東的崇拜曾壹度達到迷信地步。
“階級斗爭是你們壹門主課”、“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在毛澤東和王海容、毛遠新的談話中把教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談話的內容最先在幹部子弟中流傳，陳小魯在八中貼出大字報----“讓階級斗爭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陳小魯說，實際上他在政治上“開竅”比其他幹部子弟更晚壹些。“我的政治啟蒙不是來自於家庭，父親在家裡從來不講黨內的事情。”陳小魯說。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小魯正在讀高叁。學校停課，國家宣布取消高考，全班同學高興得把書都扔了。
“父親跟我談了壹次，告訴我，外交部的事我不要管，不要問。我們學校的事，父親也不管，也不讓我跟他講。”陳小魯和時任外交部長的父親陳毅算是“劃清界限”了。
從“文革”壹開始，陳小魯就成為學生領袖，和所有中學生壹樣，他們都被這場全國性運動大潮所裹挾。這是時代強加給這代人的“使命”----奉旨造反。工作組進學校，讓陳小魯給老師們講話：過去有出戲是“叁娘教子”，現在是“子教叁娘”。今天他解釋說，娘和子是壹家人，當時是要破除師道尊嚴，動員老師造校領導的反。
工作組走後，各個學校效仿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校文革”。陳小魯說，當時他不想進“校文革”，要同學們不要選他，但他卻以1100多票當選主任，只差20多票就全票通過。
在“校文革”期間，陳小魯挑頭組織了壹次批判會。情勢失控了。壹群學生沖上去痛打教育局幹部和學校黨支部書記，他們被打得頭破血流。陳小魯擋不住，大喊“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之後，他舉起紅衛兵旗子喊口號。“這樣就不打了嘛。”陳小魯回憶道。
“如果你們壹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面前打。”陳小魯當年公開反對“武斗”。在他當“校文革”主任時，學校死了不少人，有自殺也有被打死的。看著學生隨便打人，陳小魯開始迷茫：文革就是窩裡斗？
“西糾”：惟壹不造反的組織
“那個時候，紅衛兵普遍有壹種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舍我其誰的張狂勁。”陳小魯說，自己還算有自知之明，沒有此類想法。
1966年8月，陳小魯開始反思。
毛澤東主席寫了《我的第壹張大字報》，劉少奇被打倒。羅瑞卿、彭真等，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看著老幹部壹個個“落馬”，陳小魯覺得不理解，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毛主席講，蘇聯黨內矛盾比較大，我們黨比較團結，沒有蘇聯的那種情況。這句話也成為陳小魯質疑“文革”的依據之壹。
“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做法，到現在為什麼又出來了？”陳小魯說，當時並不是在質疑毛主席，只是覺得不對頭。
造反有理，在陳小魯看來缺乏階級分析，“造誰的反？造無產階級的反也有理嗎？”
在采訪陳小魯的過程中，他反復提到“理論依據”這肆個字，即便在文革當中，他說自己也是依此行事。中共八屆拾壹中全會通過“文化大革命”拾六條中就明確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沒有參加紅衛兵。”陳小魯說，紅衛兵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他建議換成毛主席詩詞中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委婉地表明了態度。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沒有人通知他參加，因為陳小魯不是紅衛兵。
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開大會、游行，要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陳小魯沒有參與。但八中的同學從現場回來告訴他，總理講了，中學生紅衛兵是壹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也管不起來。希望紅衛兵聯絡站變成壹個常設機構。
“拾六條裡說要自己教育自己，我就提議建立西城糾察隊（本文均稱”西糾“）。”陳小魯建立“西糾”的初衷就是維持秩序，匡正紅衛兵的行為。他和同處西城區的肆中、六中的朋友壹拍即合，決定每個學校抽出拾幾個優秀的紅衛兵，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壹個聯合指揮部，統壹調度。指揮部設在解散了的九叁學社。事實上，“西糾”的司令並不是陳小魯，而是孔丹（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宣傳部長是秦曉（原西康省委副書記秦力生之子）。“我們都沒有想過爭權，真沒那麼復雜。”陳小魯表示。
陳小魯告訴記者，“文革”中成立的所有組織都是以造反為目的，除了“西糾”。“西糾”成立也是他對“文革”的第壹次反思。
“把西糾與紅衛兵暴力畫等號，我覺得這不對。”陳小魯說，如果說在8月31日毛主席在金水橋前被狂熱的學生圍困時，有“西糾”隊員拿出皮帶打出壹條出路，解救了中央領導人，那確實是使用了暴力，但也是情不得已。陳小魯認為，暴力並不是“西糾”的主流。正是因為他認為紅衛兵的行為已經出格了，才組織起來讓紅衛兵自己教育自己，算是壹小群青年人對左傾路線的抗爭。
陳小魯回憶說，在“西糾”他參加的壹個大行動就是在北京站調度紅衛兵。“紅衛兵當時不可壹世，別人管不了他們，周總理就要求我們去維持秩序。”陳小魯說，“西糾”和“東糾”聯合執勤，輪流把守大門，困了就在車站大廳搭地鋪，沒有和紅衛兵發生任何暴力沖突。
“拾壹”慶祝活動，陳小魯帶領“西糾”執行調度任務時高喊“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還得到了戍衛區某師長“向紅小將學習”的鼓勵。而到了11月份以後，陳小魯察覺到風向不對了。他從朋友那裡得知，謝富治囑咐兒子以後不要到“西糾”那裡去了。陳小魯有點明白了，上頭對“西糾”不滿意了。後來，“西糾”解散，有的同學成了“西糾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認可。另壹派則轉而對抗，參與了“聯動”。
陳毅元帥也受到了沖擊，陳小魯更加迷茫，主動要求下工廠勞動。在大山子的738廠，他沒有用真名，化名“陳衛東”。
參軍：當年最好的出路
1968年4月14日，陳小魯被周恩來總理找去談話。“你應該到部隊去。”周總理還強調，“這不是我的個人意見”。“那時候想的是，總理的上級不就是主席嗎？可能這是主席的意思吧。”陳小魯說。
當時，關於陳小魯的謠言很多。據室友牟尚高回憶，以“陳毅之子陳小虎昨在廣州殺人”最為荒謬。最明顯的是名字都是錯的，況且那幾個月陳小魯都在學校參加軍訓。牟尚高記得，自己當時扭頭看了壹下陳小魯，他壹言不發，好像這壹切都與自己無關。
另外中央文革認為陳毅元帥是“聯動”的後台，陳小魯毫無意外的應該是其聯絡員。“他們搞過我的材料，讓吳法憲的兒子吳新潮跟我交朋友，實際上就是當密探。他沒幹。”陳小魯說，吳新潮反而告訴他要當心，有人要搞他的“黑材料”。
陳小魯理解了周總理的良苦用心。“文革”時期，大學停止招生，知識青年只有兩條路：上山下鄉和參軍。後者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出路。
“這種安排對我對我父親都是壹種保護。”陳小魯說，周總理保護了很多幹部，但對壹個中學生進行特殊保護恐怕這是唯壹壹次。
見過總理的次日，陳小魯被周總理的衛士長楊德中送到了39軍，隸屬沈陽軍區。臨行前，他給八中的同學留了條子，寫著：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當時，陳毅元帥還住在中南海，他告訴小兒子陳小魯：“你就做好准備，這輩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奮斗！”
去部隊，讓陳小魯在瘋狂的世界得以脫身，人生“變道”行駛。
起碼，陳毅元帥被污以“贰月逆流”時，陳小魯所在部隊沒有落井下石，讓他得到了心靈上的安慰。團政委親自傳達，輕描淡寫地稱，有幾個老帥也犯了點錯誤，他們主要問題是對“文革”不理解，其實他們跟毛主席談談就行了。
剛進連隊，陳小魯屬於編外人員，連軍裝都不發，他也沒提要求，只管幹好自己的事情。叁年裡，他年年被評上“伍好戰士”，因為抗洪搶險“表現優異”，榮立了叁等功，軍區專門給總理打報告問是否陳小魯可以入伍入黨。總理批示，如果他表現好的話，當然可以。
時隔多年，陳小魯已經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副團職幹部。老連隊指導員轉業前告訴陳小魯，那時候，每周都要專門給軍區寫報告，匯報他的情況，“我把你寫得跟雷鋒壹樣”。
“下海”：大不了從頭再來
現在的陳小魯生活得自由而隨性。家裡客廳的壹面牆上掛著幾張風景相片，他說那是在旅行途中，愛人粟惠寧拍的，他們已經走過了88個國家。“我這個人就愛自由。”陳小魯說，他從來沒有為離開野戰軍和走出體制而後悔。
陳小魯的愛人是粟裕大將的女兒。
提到離開沈陽軍區調到總參的經歷，陳小魯說，他不想說違心話，只有離開。
沈陽軍區當時比較左，當時整個軍區對抓典型很重視，搞大批判、搞文藝演出，讓陳小魯決定離開的是“批鄧”。“我不願意批鄧小平，但是因為工作還得帶頭批，在大庭廣眾下批。我是真呆不住了。”陳小魯給岳父粟裕大將寫信，用“道不同不相為謀”表明心跡，要求調動。
“因為我跟愛人是兩地分居，就用家庭問題沒解決搪塞了上級。”陳小魯的關系調到總參沒多久，“肆人幫”就被抓起來了。粟裕大將覺得陳小魯當時申請調動有點太著急了。當記者問道，是否有點後悔時，陳小魯搖搖頭說：“是沒想到那麼快‘肆人幫’倒台，不過也沒啥後悔的。”
年輕時“造反”，成熟後探索改革之路。用陳小魯的話說，正是“文革”時期的經歷與思考，激發了他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熱忱。“國家有希望了，我們能夠參與進程，我是共產黨員，要實現我們的理想，讓社會更平等壹點，更自由壹點。”
1986年9月，根據鄧小平提議，政改辦成立，當時這是壹個臨時機構，由政治局常委領導。
次月，陳小魯借調到政改辦，關系還在總參。在陳小魯的口述中提到，他們當時奉為圭臬的是鄧小平1979年關於黨的領導制度的講話，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後來，政治體制改革有點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陳小魯告訴記者，政改辦的壹個主要任務就是起草拾叁大報告。當時，陳小魯他們提出壹個建議，報告中應該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有所描述，後來拾叁大報告把基本路線歸納為“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拾叁大報告起草完畢，也通過了，政改辦的歷史使命也就等於完成了。後來老鄧還說報告壹個字不改。”陳小魯說，但當時實行的也不多。1987年10月，政改辦成了政改研究室，成為中央正式的部級機構。陳小魯任社會改革局局長，主管范圍覆蓋人大、政協和民主黨派等領域。
彼時，胡啟立公開講，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也因此，政改室做了不少調研，提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工會改革和危機處理。陳小魯以直言著稱，1988年年終總結時，他提到，政改室是黨的機構，不能專為某領導工作；政改室要研究政改問題，不能只起草講稿。
沒過多久，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工作組被派進政改室。“上面可能認為我們這裡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有人找我，讓我揭發內幕。哪有什麼內幕嘛，開會都是公開的，全部都有會議文件，研討結果也有文件啊。”翻箱倒櫃，查個底掉，啥幹貨也沒有，中直機關黨委領導親自出馬，陳小魯煩了，清查怎麼搞得跟文革“肆人幫”整幹部壹樣。領導不高興說“你怎麼能這麼說”，陳小魯回應道，“我就是這個看法！”現在他認為那說法過了，是氣話，但領導並沒有追究，這與文革大不壹樣。
政改室被撤銷，1992年1月正式解散。陳小魯沒有背處分，他是留守的黨委書記，“先給我這幫兄弟善後”。回到原單位，有點心灰意冷，陳小魯要求轉業。這壹次，他的選擇更為堅決，不在體制內幹了。
陳小魯跟時任體改委主任賀光輝說，他真是對官場寒了心。檔案從總參調出，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那壹刻，陳小魯自由了。
朋友壹句“我們‘下海’吧”，陳小魯真就成了上世紀九拾年代初在商海裡游泳的弄潮兒。“就我‘下海’了，他們全都又跑回機關。”陳小魯對經濟浪潮中的沉沉浮浮看得也很淡，“當過兵，吃過苦，什麼都不怕。大不了從頭再來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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