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中顾委委员的自责与反思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此时马列学院已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也由马列学院院长改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和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当时在全国形成轰轰烈烈的“抓右派”“打右派”极度浓厚的政治气氛下，中央高级党校在学员支部中已经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使这种局面不致失去控制，杨献珍和侯维煜商量决定在学员中找一名虽有错误，但可不划右派的标兵，以便把运动刹住。杨献珍和侯维煜当时找了个标兵学员叫王善玲（女）。王善玲，山西省辽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山西沁县决死一总队工作队分队长，山西三行政区、太岳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太岳一分区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太岳区二专署文教科长、山西晋中区党委妇委委员长。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前为国家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王善玲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有深厚感情，对党内外一切不良倾向勇于揭露、大胆批判的同志。由于她性情直爽，口无遮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也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词，但杨、侯二人都认为像她这样的学员是可以不划右派的，所以就选她作为标兵。当时中央机关划右派都要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评比，不料当杨献珍把王善玲的材料在书记处宣读后，一位部门的领导同志立即说，像王善玲这样的人不划右派，我们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就这样使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少划右派，防止反右扩大化的善良愿望没能如愿，结果不仅王善玲这个标兵被划成了右派，而且在学员中打成右派分子的多达28人。事与愿违，虽善不赏，这使杨献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撞击。
1986年4月9日王善玲不幸病逝，是年已90高龄的杨献珍不顾人们的劝阻，坚持驱车前往八宝山去为王善玲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扶杖走到王善玲遗体前，将他事先写就的挽联：“王善玲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干部！杨献珍1986年4月16日”轻轻地放到王善玲静卧的遗体上，以此表达他在王善玲问题上的忏悔。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杨献珍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不禁勾起他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回忆，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了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联系，约张策一块去刘建章家中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绪激动、感慨万千。杨献珍对刘建章说，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领导整风审干时，北方局组织部转来材料，说你是托派、是特务，我们就信以为真，就对你搞逼供信，我还动手打了你。趁现在我们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错了就应向你赔礼道歉。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听了杨献珍这一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后，刘建章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发生过反感。”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住别人整他而记不得他整别人。而杨老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过失这样认真地去反省、检讨，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来访的敬意，于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到刘建章家中，回访了刘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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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1986年4月9日王善玲不幸病逝，是年已90高龄的杨献珍不顾人们的劝阻，坚持驱车前往八宝山去为王善玲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扶杖走到王善玲遗体前，将他事先写就的挽联：“王善玲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干部！杨献珍1986年4月16日”轻轻地放到王善玲静卧的遗体上，以此表达他在王善玲问题上的忏悔。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杨献珍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不禁勾起他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回忆，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了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联系，约张策一块去刘建章家中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绪激动、感慨万千。杨献珍对刘建章说，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领导整风审干时，北方局组织部转来材料，说你是托派、是特务，我们就信以为真，就对你搞逼供信，我还动手打了你。趁现在我们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错了就应向你赔礼道歉。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听了杨献珍这一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后，刘建章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发生过反感。”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住别人整他而记不得他整别人。而杨老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过失这样认真地去反省、检讨，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来访的敬意，于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到刘建章家中，回访了刘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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