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中顾委委员的自责与反思
然而，帷幕虽已落下，但蒙在杨献珍心灵上的幕布却永远难以落地。长期以来，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内疚，尤其当他步入晚年时，他的灵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严厉的拷问。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去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和横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的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相反，却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相反，不论是在高级党校工作的17年，还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过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我曾伤害过一些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我当时作为机关党委书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此外，在日常工作中，有时由于我在工作作风上的缺点，给工作带来不利。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点个人的教训：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看不一定符合实际。我已经85岁了，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行动要不逾唯物主义之矩，主观认识不逾客观存在之矩，还真不容易。这里不光要加强个人修养，还要在全国、全党形成大讲唯物主义，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风气。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条件，所以，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今后仍然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吃一堑，长一智”。由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给杨献珍心灵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就采取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不再误伤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干部职工无辜蒙冤受屈。如1952年的“三反”运动在中央党校展开后，领导这一运动的负责人要把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的刘元士打成大老虎，认为刘元士在马列学院主管总务、财务、修建和机关生产，经常和外边的工厂、商店、建筑单位打交通，便根据“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的推断，不经调查研究和查证核实，就将他当作大老虎关进一间不到几平方尺的楼梯下的黑屋里（当时又叫老虎洞），一连关了45天，昼夜对其进行车轮战术，硬逼刘元士坦白交待他贪污受贿的罪行。刘元士不肯招认，领导运动的人便无中生有捏造情节编造了一个马列学院“打虎”运动的成绩、经验的假报告，呈报给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看了报告，很感兴趣，认为像马列学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打出了大老虎，足见贪污受贿现象在全国多么严重!于是将这个报告当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学习马列学院的打虎经验。
杨献珍对把刘元士打成大老虎从一开始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刘元士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即加入我党的资深党员，参加革命后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担任过河北省、北方局地下交通、参与领导河北省最早的五里岗革命武装暴动，坐过敌人监牢，经受过铁窗烈火的严峻考验。平时他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他虽管钱管物，但从未发现他乱花公家一文钱。为了查证刘元士是否有经济问题，杨献珍还亲自去天津与几个和刘元士有业务关系的厂子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所有马列学院的投资分文不短，学院本身的经费开支，也都是有明文规定，经过核查也没发现差错。为此，杨献珍一再提醒领导“打虎”运动的负责人，要对刘元士的问题实事求是，谨慎从事。为了查证落实刘元士的贪污问题，马列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将马列学院学员派出了100多人前往各地进行调查，但调查了很长时间，却一点事实也没调查出来。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兼任马列学院党委书记，他见那么多人调查了那么久，刘元士什么贪污事实也没有，其本身就证明了刘元士不是大老虎，于是就把刘元士从楼梯下小黑屋里解放了出来。那时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住在中南海，当他得知经过调查刘元士不是大老虎后，便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就批评陈伯达说：“你们让我当官僚主义，刘元士不是大老虎，是什么人有野心吧!”马列学院开展打老虎运动时，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刘少奇不在北京，他回到北京后，听说马列学院打了只大老虎，便叫杨献珍去向他汇报，杨献珍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打虎的过程，刘少奇听后，批评杨献珍没有抗住马列学院“三反”的错误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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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去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和横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的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相反，却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相反，不论是在高级党校工作的17年，还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过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我曾伤害过一些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我当时作为机关党委书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此外，在日常工作中，有时由于我在工作作风上的缺点，给工作带来不利。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点个人的教训：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看不一定符合实际。我已经85岁了，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行动要不逾唯物主义之矩，主观认识不逾客观存在之矩，还真不容易。这里不光要加强个人修养，还要在全国、全党形成大讲唯物主义，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风气。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条件，所以，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今后仍然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吃一堑，长一智”。由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给杨献珍心灵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就采取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不再误伤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干部职工无辜蒙冤受屈。如1952年的“三反”运动在中央党校展开后，领导这一运动的负责人要把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的刘元士打成大老虎，认为刘元士在马列学院主管总务、财务、修建和机关生产，经常和外边的工厂、商店、建筑单位打交通，便根据“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的推断，不经调查研究和查证核实，就将他当作大老虎关进一间不到几平方尺的楼梯下的黑屋里（当时又叫老虎洞），一连关了45天，昼夜对其进行车轮战术，硬逼刘元士坦白交待他贪污受贿的罪行。刘元士不肯招认，领导运动的人便无中生有捏造情节编造了一个马列学院“打虎”运动的成绩、经验的假报告，呈报给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看了报告，很感兴趣，认为像马列学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打出了大老虎，足见贪污受贿现象在全国多么严重!于是将这个报告当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学习马列学院的打虎经验。
杨献珍对把刘元士打成大老虎从一开始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刘元士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即加入我党的资深党员，参加革命后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担任过河北省、北方局地下交通、参与领导河北省最早的五里岗革命武装暴动，坐过敌人监牢，经受过铁窗烈火的严峻考验。平时他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他虽管钱管物，但从未发现他乱花公家一文钱。为了查证刘元士是否有经济问题，杨献珍还亲自去天津与几个和刘元士有业务关系的厂子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所有马列学院的投资分文不短，学院本身的经费开支，也都是有明文规定，经过核查也没发现差错。为此，杨献珍一再提醒领导“打虎”运动的负责人，要对刘元士的问题实事求是，谨慎从事。为了查证落实刘元士的贪污问题，马列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将马列学院学员派出了100多人前往各地进行调查，但调查了很长时间，却一点事实也没调查出来。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兼任马列学院党委书记，他见那么多人调查了那么久，刘元士什么贪污事实也没有，其本身就证明了刘元士不是大老虎，于是就把刘元士从楼梯下小黑屋里解放了出来。那时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住在中南海，当他得知经过调查刘元士不是大老虎后，便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就批评陈伯达说：“你们让我当官僚主义，刘元士不是大老虎，是什么人有野心吧!”马列学院开展打老虎运动时，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刘少奇不在北京，他回到北京后，听说马列学院打了只大老虎，便叫杨献珍去向他汇报，杨献珍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打虎的过程，刘少奇听后，批评杨献珍没有抗住马列学院“三反”的错误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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