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中顾委委员的自责与反思
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的第22次整党会议上，杨献珍作为中顾委委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作了沉痛地反省，并概括为两句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延安整风变质为审干运动，杨献珍因没有反抗而备受折磨
杨献珍何以对自己作出如此犀利严苛、惊世骇俗、自贬、自省之词，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必须从40年代初他调到北方局出任秘书长和到北方局党校专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讲起。
1940年1月杨献珍奉命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1942年2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为了加强北方局党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将杨献珍调到北方局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杨献珍在出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的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当时的北方局党校三个月举办一期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名曰北方局党校，实际连一间正式课堂也没有，学员宿舍也是向群众借来的民房，不论学校领导还是学员，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课时，有时在山坡上，有时在农民草屋里。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军队是团一级的军政干部，地方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也有部分地委书记和专员一级干部。杨献珍自接手讲授《联共党史》的任务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他，便将这项工作当做党交给他教育提高党的军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神圣任务去对待去完成。
1943年，日寇加紧疯狂进攻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根据地受到重大摧残，很多根据地被日寇侵占。1943年冬冀南区党委把冀南大批干部共约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编成六个大队，名曰后梯队，由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亲自领导进行整风学习。同时，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还有冀南行署、地委书记、专员等一级的干部如刘建章、任仲夷、李尔重、沈亚刚、贺亦然、曹海波、张文松、陈登昆、庞均、吴罡等好多人，都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学习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杨献珍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提出的问题，隔几天给大家辅导一次。
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出现的那场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由康生煽起的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其手法就是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好的，吃西红柿鸡蛋下挂面，“坦白交待”不好的或是抗拒坦白交待者，就挨斗争关禁闭。对过去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干部或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有问题的人。一时间在延安查出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托派、“红旗党”等等各式各样有问题的人。就是在这股歪风的影响和支配下，北方局党校和后梯队相继转入了审干运动。审干由北方局派张际春代表北方局住在党校领导这一工作。校方由杨献珍和几个大区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组成“审干委员会”，具体负责在学员中开展反特除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梯队的审干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领导。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厮咬的情况下，连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务。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时候，后梯队把所有株连到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一律转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也不进行审查，又原样照转到北方局党校，让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处理。北方局党校看了由组织部送来的后梯队的材料，便认为是组织上转来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为真，就拿着这些材料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将他们当做“失足者”去进行“抢救”，于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被打成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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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变质为审干运动，杨献珍因没有反抗而备受折磨
杨献珍何以对自己作出如此犀利严苛、惊世骇俗、自贬、自省之词，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必须从40年代初他调到北方局出任秘书长和到北方局党校专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讲起。
1940年1月杨献珍奉命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1942年2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为了加强北方局党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将杨献珍调到北方局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杨献珍在出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的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当时的北方局党校三个月举办一期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名曰北方局党校，实际连一间正式课堂也没有，学员宿舍也是向群众借来的民房，不论学校领导还是学员，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课时，有时在山坡上，有时在农民草屋里。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军队是团一级的军政干部，地方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也有部分地委书记和专员一级干部。杨献珍自接手讲授《联共党史》的任务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他，便将这项工作当做党交给他教育提高党的军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神圣任务去对待去完成。
1943年，日寇加紧疯狂进攻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根据地受到重大摧残，很多根据地被日寇侵占。1943年冬冀南区党委把冀南大批干部共约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编成六个大队，名曰后梯队，由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亲自领导进行整风学习。同时，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还有冀南行署、地委书记、专员等一级的干部如刘建章、任仲夷、李尔重、沈亚刚、贺亦然、曹海波、张文松、陈登昆、庞均、吴罡等好多人，都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学习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杨献珍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提出的问题，隔几天给大家辅导一次。
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出现的那场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由康生煽起的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其手法就是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好的，吃西红柿鸡蛋下挂面，“坦白交待”不好的或是抗拒坦白交待者，就挨斗争关禁闭。对过去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干部或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有问题的人。一时间在延安查出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托派、“红旗党”等等各式各样有问题的人。就是在这股歪风的影响和支配下，北方局党校和后梯队相继转入了审干运动。审干由北方局派张际春代表北方局住在党校领导这一工作。校方由杨献珍和几个大区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组成“审干委员会”，具体负责在学员中开展反特除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梯队的审干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领导。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厮咬的情况下，连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务。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时候，后梯队把所有株连到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一律转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也不进行审查，又原样照转到北方局党校，让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处理。北方局党校看了由组织部送来的后梯队的材料，便认为是组织上转来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为真，就拿着这些材料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将他们当做“失足者”去进行“抢救”，于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被打成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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