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故事] 辛辛苦苦考上公務員 為啥還要辭職
2014年12月23日，養老保險破除“雙軌制”改革終於有了確切消息。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稱，機關事業單位與城鎮職工統壹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已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
這壹消息是否成為“公務員熱”的又壹針冷卻劑，還不好說，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在並軌過程中，還會有許多的難題待解。但可以肯定，公務員曾經遠超企業職工的養老福利，將逐漸進入歷史。
11月30日，2015年度全國公務員統壹考試舉行。這次“國考”從報名開始，就因為“考錄比大幅下降”而引人關注。與去年相比，今年招錄職位增加了2700多個，達到22000個，但考試人數下降了10萬人，接近90萬人。
與此同時，這兩年“公務員辭職”的消息接連不斷，“公務員熱降溫”的議論流行壹時，是真是假，各方觀點莫衷壹是。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專訪了叁位離開公務員崗位的人士，有原中央部委的處級幹部，也有原地方法院的院長和基層的股級幹部。他們為何辭職，對於公務員生涯有怎樣的感受，辭職前後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對所謂“公務員辭職熱”有哪些看法1部委處級官員變身“市場人”34歲的單陵（化名）現在是壹家新聞網站的多媒體部產品總監。今年5月，他從供職10年的某中央部委辭職，放棄了副處長的身份，成了壹個“市場人”。
半年的體制外經歷，給他帶來的收獲是，“應該說，出來後我的思想更解放了，辦事時不再自我束縛。”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職業前景不明朗”我1980年生於北京，2004年研究生畢業，學的是傳播，進入某部委宣傳處。工作6年後，2010年被提拔為副處長。在壹般人看來，這樣的提拔速度已經算快了。
但我卻在那年產生了離開體制的想法，我不想做壹成不變的工作。再說那年我30歲，不再被當成年輕人了，應該好好想想自己的未來。
由於做宣傳工作，我平時接觸媒體多些，對外面也有更多了解。政府部門限制太多，我覺得還是該到體制外尋求發展。這不是說在體制內就不行，而是去體制外可能更好。但我沒有立即行動，壹直在觀望。直到2014年1月，我意識自己已34歲，明年35歲是道坎，之後換行業更難。
這幾年，公務員辭職新聞不斷，但是否“公務員熱”在降溫，也不好說，因為沒有數字支撐。你要說采訪我，我在路上簡單總結了壹下。我認為公務員辭職有叁種，第壹種是在單位內部成為“高級別”的領導，他們的辭職壹般不是為了收入，而是追求自己的抱負；贰是中青年公務員，事業發展遇到了瓶頸，看不到未來空間；叁是剛入行的年輕人，到公務員隊伍發現與自己此前想法不壹樣，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應該屬於第贰種情況。除了想到外面闖壹闖，職業前景不明朗也是壹個原因。如果辭職前我被提拔為正處長，那可能會影響我的選擇，畢竟“壹把手”的掌控能力、工作彈性更好。
有不少人在說，“八項規定”出台後，公務員好處少了，不少人辭職，但對我來說肯定不是這樣。因為我在單位的宣傳部門，不是核心部門，沒有審批權，平時也沒有人巴結我們，沒有所謂的尋租空間。“八項規定”出台後，大家只是吃飯少了壹些，對我來說也無所謂。過去吃飯主要是溝通感情，也沒有什麼利益可談。
下決心後，我開始搜索就業信息，在網上投簡歷。本打算花壹年時間找工作，沒想到壹個多月就定了下來。第壹家與我達成意向的民營企業跟我過去所在的行業有關，打算讓我從事政策開發和維護政府關系。
同時我的壹個朋友也介紹了壹個建築設計企業，讓我擔任傳播部門北京分支機構的副總。雖然行業換了，但工作內容跟過去差不多，想了想，我選擇了朋友介紹的這家公司。
對我來說，做出這個決定並不難。但父母覺得丟了政府工作挺可惜，不僅工作穩定，而且有各種保障。我告訴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公務員如果不在實權部門，當不上大領導，也沒有什麼地位，其實工作很苦。至於保障，我退休也是幾拾年之後的事，到時候整個社保體系是什麼樣子很難說，沒准養老並軌了，公務員也沒什麼特別待遇。
父母雖然有顧慮，但還是尊重我的選擇。如果家人強烈反對，估計我也很難走出這壹步。
“那就寫報告吧”今年3月份，我確定去向後，先跟單位領導通了個氣。領導挽留了，但機關跟企業不壹樣，老板挽留員工可能是加薪升職，這壹點在機關做不到。領導先問我是不是覺得現在的工作崗位不適合，如果不適合看能否換個崗位；至於升職，領導說“下壹次應該有機會”。
我想了想，單位也沒有什麼騰挪空間，2013年“大部制”改革中，我們部剛剛與另壹個部委合並，短期內也沒有上升的希望。見我去意已決，領導說那就寫報告吧。只花了兩叁天時間，我就辦完了辭職手續。
辭職後我沒有立即去上班，而是休息了壹個多月，其間還帶著家人去國外玩了壹趟。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是從過去的工作模式中解放了出來，而且對新的工作充滿期待，覺得很開心。
我是今年5月去新單位上班的。去之前，我對企業的行為模式、組織方式都有心理准備，總地來說沒有超出我此前的認識。但也有落差，政府組織嚴密，辦事講究規矩。這壹點雖然被指責效率低下，但辦事按程序走，心裡還是有數的。民營企業辦事雖然快，但沒有章法，變數大，剛開始心裡沒底。
工作壹兩個月後，我發現公司老板有壹些承諾不能兌現，原來說好我去後要開展的工作遲遲開展不了，我覺得不能繼續等下去了。即便這樣，我也沒有後悔離開機關單位，因為我之前預料到企業就會有這樣那樣的事情發生。
我決定再次跳槽，就到了我現在所在的這個新聞網站，這家網站的領導我以前認識，我准備從政府部門辭職時他們就表示可以過去。我現在的職務是多媒體部產品總監，需要推銷產品，也要拉廣告。
以前在政府部門時積累的人脈對現在的工作有沒有用？應該有用，但不是很大。以前我跟壹些部門的人還比較熟，但我們不是業務部門，人家不用求我辦事，現在也不會因為我的面子就跟我合作。
就工作而言，以前在機關都跟熟人打交道，工作上的事比較好辦。現在與客戶打交道就不壹樣了，你對他們是可有可無的，他們可以跟你合作，也可以不跟你合作，但這些都在我的預期內。
2法院官員為何重做教授胡充寒，男，湖南岳陽人，生於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2004年任廣東佛山市中級人民副院長，2012年任佛山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2013年9月，他辭去公務員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擔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教授。這次辭去法院副院長職務，對我來說只是回到了我壹直想回的講台。此前我壹直在大學教書，1997年，我32歲時就被評為湘潭大學的法學教授。1998年，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原佛山大學）准備創辦政法學院，向我發出了邀約，我覺得是個機會，就南下廣東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學院政法學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為院長，屬正處級。本來在此壹施手腳，但沒過多久，又面臨著新的機會。2004年，佛山市委組織部找我談話，打算調我到佛山中院擔任副院長。
本來我不想去，我的興趣是做學問，不想當官；而且我還是兼職律師，當了幾個企業的顧問，壹旦進法院，兼職就得放棄，收入也會受影響。但我又想體驗下法官這份職業，覺得學院跟法院之間總是隔著壹層，想知道究竟差別在哪裡。
我就提出在學校和法院兩邊都兼著的要求，既當法官又當教授。但市領導不同意，要求去法院就必須將人事關系全部調過去。出於對法院的好奇，我最後下決心去了法院。
在法院期間，除了刑庭，其他的部門我幾乎都分管過，還是法院的新聞發言人。
去了後，我很快就發現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傾向很明顯，壹天到晚各種文山會海。我告誡自己不要體驗太長，時間長了人容易變虛，會荒廢學業。2008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學校，但領導說不行，因為當時正趕上換屆，需要保持穩定。
壹直拖到2012年，又趕上換屆，這時我已在副院長位置上幹了兩屆，需要調整壹下。我雖然是正處級，但職務並不是“正處職”。法院院長是副廳級，只有黨組副書記兼常務副院長是正處職，我是民主黨派，兼著九叁學社佛山市委的副主委，不可能成為黨組副書記的。
要成為正處職的幹部，就得離開法院。後來，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協，擔任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醞釀時我不知道，最後才告訴我。
去了政協後，我又開始想著離開。在法院擔任副院長期間，我讀完了知識產權博士學位，並在2010年成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
2013年7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正式同意我過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協遞交了辭職報告。政協領導極力挽留，認為我還年輕，能力很強，機會還有很多，也說了“很快就要換屆”的話，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現在的九叁學社佛山市委主委，兼任佛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如果留下，換屆時我也可能有同樣的機會官居副廳級。
我就跟領導說，講台是最適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壹個行政級別。政協領導、市委領導找我談了幾次後，發現我確實想走，就在2013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辭呈。
2013年11月1日開始，我正式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領工資。原來在法院每年的工資收入有贰拾多萬，到了高校只有拾幾萬。
但我跟年輕人不壹樣，經濟方面已沒有什麼壓力，換工作，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而是個人興趣。公務員收入雖然高壹點，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職，法院領導出國要審批，高校羈絆就要少得多。
雖然我的興趣在學術，但我不認為在法院的10年，耽誤了我做學問。這10年高校評價機制不行，老師們都忙於發表論文，應付評職稱。如果我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計也是做這些事。
重回高校，我覺得學校機制是悲哀的。我現在可以做到覺得有價值的文章才去寫，但對年輕人，還是要鼓勵他們多寫，並希望他們盡量多寫點有價值的文章。
法院的任職經歷，讓我開始反思我們到底需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過去我們講“通識教育”，但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進行的是“法學教育”，而社會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實用型、高素質、國際化的法律人才，這是我們法學院應該多培養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會更加注重培養“法學人才”，鼓勵學生考研、讀博。
回頭看，法院的10年對我還是有很大啟發的，至少對中國的法治現狀有了直觀印象，在法院期間，經常面對不同的信訪人員，也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建設的難處和痛處。
3股級幹部的壓力和選擇蕭葫（化名），男，40歲，中部某縣股級幹部，已經停薪留職兩年，壹直在北京打工，准備徹底辭職。我是1995年從省農業大學大專畢業的，畢業後回到了老家。那是壹個典型的農業大縣，雖然財政收入進入全省前拾名，但至今還保留著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的帽子。
參加工作後，我壹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獲，首先要彌補學歷的不足，我通過自學拿到了本科文憑，但在地方，如果沒有壹點關系，想往上走真的很難。我目前的身份還是縣農委下屬壹個贰級單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級，我這個副主任也就是個股級。
這些年縣裡組織過各種公考，我也參加過幾次考試，有壹年報考了縣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副主任，這是壹個副科級崗位，我筆試是第贰名，面試的感覺也不錯，但最終沒被錄用。
在縣裡工作，經常去鄉鎮檢查工作，完了吃喝。我們那邊有個非常不好的風氣，只要請客吃飯，必須給每人發壹包香煙，哪怕是坐著壹個7歲的小孩，也要給壹包煙，民間婚喪嫁娶是這樣，官方的請客更是這樣。玉溪牌現在拿不出手了，壹般是“硬中華”，講究點就是“軟中華”。
我們在縣裡謀差的“好處”之壹，就是家裡香煙不斷供。我本人不抽煙，但家裡來客可以招待，逢年過節送長輩、送朋友省得買了。2012年底“八項規定”後到鄉鎮吃喝少，也沒人發煙，不少同事開玩笑說“沒油水”了。
我平時喜歡寫點小文章，2012年市裡日報准備開壹個我們縣的專版，每周壹期，當時縣委宣傳部問我願不願意去當負責人，但級別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歲了，換個地方升不了級別意義不大，就沒過去。
我們縣是人口外流大縣，全縣有50萬青壯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兄妹叁人，姐姐、姐夫在廣東的民營企業打工，已是公司高管，年薪都叁拾多萬元，公司配車，還提供了別墅作宿舍。後來我弟弟也過去了，現在壹年也有拾多萬的收入。我幾個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廢品，現在都注冊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萬。
而我在老家呆著，官升不上去，工資漲不上去，現在每個月2000元，跟他們比起來壓力不小。
2013年初，我決定出來闖壹闖，就去我表哥那裡。說實話，我對公務員的身份還是有點留戀的，覺得將來養老更有保障，於是跟單位領導請假。領導答應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識相，請假期間單位給我發的工資，我全部拿出來，讓單位給同事們發福利，這樣在外才踏實。
在北京我給表哥管財務，實際上跟個看大門的差不多，壹天24小時待命，有車進廠裝貨隨時都要開門，幫他們接電話，去機場接人，什麼活都幹，壹點空閒都沒有。今年夏天好不容易去廣州姐姐那裡，准備休息幾天，上午飛機剛落地，下午就被叫回北京了，因為廠裡實在太忙了。
盡管忙，但現在每年有10萬的收入，我也覺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壹直這樣請假在外面打工，早晚會被外面知道的。這邊發展得好，我還是打算回去將工作徹底辭了。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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